说起象征功绩显赫的荣誉“花翎”，其实并非始于满清王朝，而是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在冠冕上饰以装饰品的习惯：“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毛为贵职”。到了西汉惠帝时，可入禁中受事的侍中，就配戴“鵔鸃冠”(音俊亦)，唐代颜师古(581—645年)注汉书时称：“鵔鸃，鷩鸟也，似山鸡而小冠，背毛黄，腹下赤，项绿色，其尾毛红赤，光采鲜明，今俗呼为山鸡，其实非也。”由于鵔鸃毛色鲜艳、光彩夺目，因此适合作为帽冠上的装饰。后来历朝历代均有以鸟羽饰冠的习惯，差别只在于用的是貂、鵔鸃或鹖尾(鹖，音合，像雉而善斗的鸟，多用于虎贲军等武官)而已。
清代中叶，出身内务府汉军镶黄旗的福格在《听雨丛谈》中记载：公侯伯朝服，皆加笼巾貂蝉，插雉尾(公玉蝉，侯金蝉，伯玳瑁蝉)。又都督江彬等承日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二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冠以下教场，自谓殊遇。似与今三眼、双眼、单眼花翎之制相同，惟雉尾、鹅翎，不及本朝之孔翠壮观多矣。
当时已有在帽冠插上羽毛的风气，或以染色的天鹅翎或雉尾，并分为三眼、双眼、单眼(眼指羽毛上圆形花纹，眼数愈多则愈尊贵)共三级，故福格称这与清代相同，差别只在清朝用的是孔雀羽毛，明朝用的是雉尾或鹅翎。显然清人认为孔雀羽较雉鹅翎珍稀与高级。
明代的公侯朝服已饰有“雉尾”，且对获得羽翎一事非常欣羡。明正德年间任都督佥事的江彬(?—1521年)，手握辽东(广宁，今辽宁锦州北镇市)、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大同(今山西大同市)、延绥(今陕西榆林绥德县)等边军四镇大权，但并未率军守边，反而是逢迎明武宗(1505—1521年在位)当大将军的梦想。《明史》记载，江彬的军队在宫廷里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明武宗亲来检阅时，称为“过锦”。江彬统领“诸营悉衣黄罩甲，……帽植天鹅翎，贵者三翎，次二翎”，就连兵部尚书王琼(1459—1532年)得赐一翎都沾沾自喜。
既然清代改以孔雀翎为尊，那又有谁能获此殊荣呢?清代花翎制度中，分为例戴与赐戴两种，前者则是非满清宗室或藩部莫属，指爵位到达一定品秩即可依例配戴。最尊贵的“三眼花翎”，是赏给爵位低于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固山贝勒的固山贝子与固伦额驸(皇后所生的公主之夫)。次一等的“双眼花翎”，则赐给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其余妃嫔所生的公主之夫)。再次一等的“单眼花翎”，除了担任御前侍卫、领侍卫内大臣、直省将军内大臣、散秩大臣，或前锋营、火器营、护军营等五品以上武官，还必须出身满洲“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才能“例戴花翎”。
由于清朝“外任文臣无赐戴花翎者”，所以晚清之前“赐戴”比“例戴”更稀少，在清朝享国268年里，赐戴三眼花翎与双眼花翎者，总计应不超过30余人，而最高等级的三眼花翎，则仅只有区区7人。他们分别是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以上为满人)、李鸿章、徐桐(以上为汉人)。傅恒(1722—1770年，满洲镶黄旗)即乾隆帝的富察皇后(孝贤纯皇后，1712—1748年)之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征讨缅甸时初战告捷，受赐三眼花翎。福康安(1754—1796年)为傅恒之子，于乾隆六十年(1795)以云贵总督身份在平定苗族石柳邓叛变时立有战功，获赐三眼花翎，综观清代，傅恒、福康安是唯一获赐三眼花翎殊荣的父子。和琳(1753—1796年)为乾隆朝权臣和珅(1750—1799年)之弟，属满洲正红旗，继福康安平定苗族起事，于嘉庆元年(1796)受赐三眼花翎。
道光朝伊犁将军长龄(1758—1838年，蒙古正白旗)，于道光六年(1827)平定回部张格尔(1790—1827)起事，不仅晋封太保、赏三眼花翎，道光帝命其画像列入中南海紫光阁《平定回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