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得好，“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刚进入官场时，曾国藩也是如此。他饱受摧残，被官场折腾得七荤八素，无法释怀，也无处诉苦。
自从步入官场后，整整十二年的时间内，曾国藩“毫无进步”，他眼看着那些有钱的、有势的、有朋友路子的同学，都各自纷飞、谋求财富去了。他只能像一个“留了级”的学生，遭受着同僚的白眼，感叹着世间的无奈。
在曾国藩的眼中，即使你“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又有什么用呢?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面对金钱和权力，真才实学往往不值一钱......
就这样，没有靠山、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曾国藩的升迁之路就可想而知。当时，曾国藩只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翰林院内部考试中拔得头筹，从“任翰林院检讨”升迁到了“补授翰林院侍讲”。
“任翰林院检讨”，是一个七品官员。“翰林院侍讲”的官职为从六品，也就是六品半。
可见，用了整整十二年的时间，曾国藩才升了“半品”。照这个速度升上去，等曾国藩位极人臣时，他的坟头都长满草了。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上天终于垂青了这个“穷翰林”，曾国藩开始了自己“如火箭般”的升迁之路。
看看他是如何升迁的:道光二十年(1840年)，30岁，居庶吉士散馆，任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33岁，升任翰林院侍讲(实习)。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33岁，补授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5岁，升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5岁，任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7岁，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头衔。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38岁，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39岁，升授礼部右侍郎。同年，署兵部左侍郎。道光三十年(1850年)，40岁，署工部左侍郎。(根据传统，左比右大。)就这样，从道光二十三年开始，曾国藩几乎每年跳一级，六年七迁，连跳十级，从一个六品小官一跃成为国家二品大员，他的仕途真是一路平坦，青云直上，堪比火箭上天。
要知道，虽然这句话很难听，但这种恐怖的升级速度，跟曾国藩个人的勤奋、努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唯一的解释，是曾国藩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贵人”，
凭借着这棵大树、这座大靠山，曾国藩才能够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这个提拔曾国藩的贵人，就是穆彰阿。殊不知，这个穆彰阿，是清朝一个著名的大贪官，还是一个“巨贪”。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自康熙朝开始，郭佳氏一族就是威震天下的豪门。所以，从穆彰阿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是一个骄傲、自豪的豪门之子，一个含着金汤匙的富N代。显赫的家族背景下，他根本不会出现意外，从考中进士的那一刻起，穆彰阿就开始了自己平步青云，一路顺风的官场之路。
从嘉庆朝开始，穆彰阿就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等重要职位。最终，他官拜国家一品大员、内阁大学士、军机处行走，成了国家的封疆大吏。
虽然官职显赫，在朝野之中几乎一手遮天，但可惜的是，穆彰阿不仅是一个贪官，还是一个巨贪。
据《清史稿》记载:
“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可见，穆彰阿为了能够大权独揽，向上他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揣测皇帝的心思;向下他排除异己，结党隐私，并且利用各种考试的机会，广收门徒，拉帮结派。
如果打一个形象比喻的话，这位穆彰阿，就像乾隆皇帝身边的和珅。那么，曾国藩干了什么事情，让这位“和珅”对自己刮目相看，委以重任呢?曾国藩之所以被穆彰阿看中，原因不是他的才华，也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鉴宝”的本领。这个本领让穆彰阿认为其有用，就将其收入门下、慢慢培养了。
这个“鉴宝”的本领，是这么回事。
据说，有一次穆彰阿家中有喜事，他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聚会。聚会期间，大家都玩得很“嗨”，穆彰阿也玩得很高兴。为了继续尽兴、也为了炫耀，穆彰阿就拿出了一幅珍藏已久的《唐宫仕女图》，让大家欣赏。
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唐宫仕女图》肯定价值连城，堪称无价之宝呀。一经展出，宾客们立刻蜂拥而上，大家无不交口称赞，上前阿谀奉承、歌功颂德。
就在穆彰阿被这些语言“拍”得飘飘然时，一个人的一番话，却彻底给他泼了一身冷水。
“穆大人，这幅画大概是一个赝品......”说这句话的人，正是曾国藩。
可想而知，听到上述的评价，穆彰阿立刻青筋暴露、一脸怒气地大吼道:
“谁这么大胆!在老夫的宴会上，也不给老夫留面子。难道是嘲笑我穆彰阿眼拙不成!”
见穆彰阿大怒，曾国藩吓得不轻，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什么话也不敢说，只能一个劲地哆嗦。
过了一段时间，穆彰阿也觉得过了，自己什么身份，为什么跟这个无名小卒一般见识。想到这些，穆彰阿稍微平静了一下心情，他对曾国藩说道:“老夫不怪罪你，你且说来，这幅画怎么就是赝品了?”
曾国藩战战兢兢，头不敢抬地回答道:“启奏大人，这幅《唐宫仕女图》，绝对巧夺天工、完美无缺，但经小人观察，此画纸其为细腻，这就有问题了。”
“哦，什么问题，说来听听。”
“大人博学多才，自然是知道的，唐代时候的宣纸，大都比较粗糙，而此画所用宣纸却非常细腻，绝非唐朝的纸张。可见，纸非唐朝的纸，画肯定也不是唐朝的画，还请大人明察。”
“原来如此......”
从那以后，穆彰阿就对曾国藩刮目相看，认为这么明察秋毫的人，肯定是一个人才。就算不是人才，也能成为自己的私人“古董鉴定师”，让自己少花冤枉钱。
后来，通过越来越多的接触，曾国藩的博学多才、治国安邦的本领逐渐地显现了出来。到了最后，穆彰阿正式收曾国藩为自己的门徒，而曾国藩本人，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开始了恐怖的升级之路。
当然，曾国藩这么干，到底是出于“办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思想，还是他看透了这个社会，遵循一种“我要放弃所有原则，先混进去，卧薪尝胆地往上爬，先得到权和钱，再找到对方的把柄，以报今日之仇”的主张行动，就不得而知了。还是各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成也穆彰阿，败也穆彰阿
自从傍上了穆彰阿这棵大树后，曾国藩开始了恐怖的升迁之旅。短短六年，他连跳十级，从一介小官变成了国家的封疆大吏。
此时此刻的曾国藩，应该是春光得意、趾高气扬的，毕竟自己几乎每年跳一级，仕途真是一路平坦。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一个人的死，而被画上了一个凄惨的句号。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驾鹤西去，享年69岁。同时，咸丰皇帝登基称帝，开启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时代。
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到来。
当然，不是每一个“老人”，都能在这个新时代里生存。
亲爱的穆彰阿，作为上一个王朝的“余孽”，您准备好了吗?朕来了!
秉持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则，咸丰皇帝刚刚登基，在其父皇身体未凉、还没入土为安时，他就突然发难，开始攻击穆彰阿了。
即使这位老臣提出了有利于国家的建议(不要重用林则徐)，咸丰皇帝也不念其好，他网罗了无数的罪名，准备将其严惩不贷了。
咸丰皇帝网罗的这些罪名，归结如下:
一、穆彰阿小忠小信，伪学伪才，保位贪荣。
二、穆彰阿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深堪痛恨。
三、穆彰阿妻妾成群，生活糜烂，无所作为。
四、穆彰阿口蜜腹剑、缄口不言，在我派林则徐去粤西剿匪时，他说此人“柔弱病躯，不堪录用”，还说他“未知能去否”，最后导致林则徐惨死他乡，这是妖言惑众、蛊惑人心，甚是可恶。
总之: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不负皇考付托之重?
不管是我的意思，还是我爸爸(皇考)的意思，你都必须死。
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可想而知，对于穆彰阿来说，用这些罪状来弹劾自己，真是太冤了。
说我伪学伪才、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也就算了，这些我都认。但是您说我“妻妾成群，生活糜烂”?后宫佳丽三千的人，居然还说我!咱俩到底谁“妻妾成群，生活糜烂”呀?
对于最后一个罪状，这根本就是扣屎盆子嘛!
在推荐林则徐去剿匪这个问题上，我只是说他身体不好，恐怕承受不了，这怎么就成“妖言惑众、蛊惑人心”了。而且林则徐客死他乡，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些推荐他去的人，才难辞其咎呀。凭什么惩罚我!
当然，不管穆彰阿如何抗议、如何委屈，他还是非常识趣的。穆彰阿上交了所有钱财，请求辞职，下岗回家了。
对于穆彰阿的请辞，咸丰皇帝很是“配合”，他发布了一道命令:“第念三朝旧臣，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从宽革职永不叙用”，没有要穆彰阿的命，让他安心地回家了。
咸丰六年(1856年)，在曾国藩指挥湘军血战南昌时，穆彰阿在自己府中郁郁而终，享年74岁。
一代祸国殃民的权奸佞臣，终于走完了自己罪孽深重的一生。
这个误国误君的奸臣权佞死了，朝野上下自然是“人心振奋”，大家都歌颂咸丰为旷世明君。所有官员都挨个上前痛骂穆彰阿，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发誓效忠新君。
殊不知，在这种背景下，曾国藩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了。
因为，天下人都知道，曾国藩是穆彰阿的死党，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树”都倒了，还留着这个“猢狲”干啥?作为穆彰阿的“接班人”，曾国藩肯定会步其后尘、灰飞烟灭了。
这种结果，真可谓“成也穆彰阿，败也穆彰阿”......
在这种背景下，曾国藩惶惶不可终日，他天天寝食难安、坐立不宁。最终，曾国藩想了一个好办法，他决定当一个直言进谏的大臣，重新得到皇帝的青睐。
曾国藩有这种想法，无可厚非。因为，当时正好有这么一个条件，能够成就曾国藩的这个壮举。
原来，咸丰皇帝登基后不久，他就发布了一道政令——广开言路，寻求贤才。
咸丰皇帝发布这条政令，就是做做样子，树立一下自己的形象，给天下人看看罢了，仅此而已。但是很不幸，曾国藩当真了。
这就完了!从那以后，曾国藩开始不断地直言进谏，真把自己当成了“股肱之臣”了。曾国藩要当春秋时的屈原，唐朝的魏徵，宋朝的寇准，明朝的海瑞，他要以刚正不阿、直言进谏为己任，成为一个为国为民、青史留名的好官。
如果您真这样想，您就中计了。
历史的真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曾国藩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一个故事，一个《二十四史》里家喻户晓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一篇文章，叫作《谏逐客书》。它的作者叫作李斯。话说公元前237年，秦国的嬴政干掉了仲父吕不韦，从此开始大权独揽，
唯我独尊。为了彻底消灭吕不韦的残余势力，秦王嬴政听信了小人的谗言，发布了一道非常缺心眼的政令:“驱逐秦国境内所有的六国人士!”
这就不好玩了，要知道，任何时代都是人才的时代，没有六国人士的鼎力加盟，根本就没有强大的秦国。您把这些人才都轰走了，这不是削减自己的实力，壮大六国的产业吗?
眼看秦国就要衰败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楚国人李斯向秦王嬴政上千古名文《谏逐客书》，用他优美的语言，深入浅出的道理，让秦王嬴政收回成命，并为自己打通了仕途之路。
当然了，曾国藩选择这个故事，绝不仅仅是因为李斯的“直言进谏”，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原因——李斯，是吕不韦的门客。
这个历史事件中有三个人，他们是秦始皇、吕不韦、李斯;而现在这个历史事件中，也有三个人，他们是咸丰、穆彰阿、曾国藩。
所以，咸丰皇帝就是秦始皇，老师穆彰阿就是吕不韦，而曾国藩就是李斯。
曾国藩的思路是——虽然秦始皇干掉了吕不韦，却因其门客李斯的直言进谏，还是重用了李斯。那么，现在呢?咸丰皇帝干掉了穆彰阿，作为穆彰阿门客的我，如果也直言进谏呢......
这就是曾国藩对号入座的逻辑，因此他被这个故事坑死了。
可见，曾国藩虽然饱读诗书，但他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知道什么叫作“历史唯物主义”。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根据当时的历史、当时的环境来考虑当时的问题。
李斯文采出众，论证严密，气势贯通，秦始皇正需要这种人才。而你曾国藩呢，能写出李斯那样的文章吗?
此外，关于重演历史这个问题，你征求过咸丰皇帝的同意吗?
要知道，咸丰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演员，他是一个超级大牌，更是一个戏霸。
让我当秦始皇，反了，你!
就这样，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下，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趁着咸丰皇帝“广开言路，寻求贤才”的热乎气，曾国藩终于当了一回李斯，他上奏了一篇永载史册的奏折，史称《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最终，就是这道奏折，让曾国藩身败名裂，下岗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