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洱海地区小国林立，互不役属，其中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被称为六诏，分别是: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蒙舍诏在诸诏之南，称为"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南诏先后征服了 西洱河 地区诸部，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
唐宣宗年间，唐与南诏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859年，唐与南诏之间发生了因为唐宣宗与南诏王丰祐先后死亡所产生的礼仪之争，导致了唐与南诏关系的彻底破裂，自此拉开了大规模三十年交兵的序幕。大唐与南诏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将南诏与唐朝一同拖入了自我毁灭的深渊。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也就是说：宋朝认为唐朝灭亡的原因从表面看是黄巢起义，但实际原因是由于将徐州的驻军调往桂林防守南诏的进攻，从而导致唐朝的灭亡。这种认识在宋朝统治阶层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以至到后世的统治者将唐朝的灭亡直接归于南诏,
“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对宋朝制定对大理国的政策有着根本的影响。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制定了以大渡河为界，不与大理国来往的基本国策。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上谕辅臣曰:‘蛮夷桀黠，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属自太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宋朝翰林学士朱震言:“大理国本唐南诏，艺祖鉴唐之祸，弃越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冠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上策。” 李京《云南志略》记载:“宋太祖乾德三年，王全斌克蜀，欲因取云南，太祖止之曰:‘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杨慎《滇载记》述之更详:“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图进于上;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此外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 (内地) 。”
其实，在赵匡胤开疆辟土创立大宋王朝(960年)时，23年前的937年西南的南诏就已经变成了大理国。但赵匡胤依旧将大理国视为南诏，对大理国产生了极度的恐惧心理，深怕与大理国联系引来灭国之祸，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宋朝与大理国关系的疏远。
大理国1253年蒙古军队灭掉，共经历了317年，与宋王朝相始终。三百多年间，大理国与宋朝关系方面比较疏远，责任不在大理国而在于宋朝统治者，以"尊王攘夷"之旨累累拒绝大理国的友好、朝贡、通商的请求，造成大理国与宋朝之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