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名士毕卓出身士族，在西晋混了个吏部郎官，可是他唯一乐于投身的事业就是喝酒，还常因喝酒耽误公事。一个邻居酿了好酒，他居然晚上跑去偷喝，让人家的家丁抓了个现行，一条绳子捆在那里。到了天亮，邻居一看是他，赶紧给放了。他还公开宣称自己的理想是“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这样一个酒鬼怎能干好公务?可是该酒鬼的仕途居然没因此受到半点影响，在东晋接着当干部，还成了平南将军的秘书长。
也有许多士族名流并非庸才，他们家学渊源，文化水准相当高，但他们显然更适合混沙龙、搞艺术，而不是去议事厅开会。比如王徽之，极擅书法和绘画，天资卓异。但他就像大多数士族子弟一样，不适合当官。不过他出身琅邪王家，有当官特权，于是成了重臣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相当于骑兵参谋官。可他倒好，天天蓬头乱发，不干正事，还没人敢管他。
王徽之混得实在太出格了，一把手桓冲故意问他是管什么的。王徽之说可能是管马的，至于管多少匹马、马的近况如何就更不清楚了。碰到这种下属，按理说应该革职拿办才对，可桓冲没有仅仅因为渎职就拿办一个士族，而是对王徽之好言相劝。王徽之也不理他，自顾自地抬头看天，忽然说道：“西山早晨的空气真爽啊!”
自古以来的文化人说起才子，都是万分钦慕，要是才子做不了大官，都说是官府没长眼。很多人酗酒成性、不务正业，也一律被附会成因“无法实现理想抱负”“报国无门”而产生的苦闷心情。也许确有此例，但更多的“骚人”根本不是因为报国无门才去喝酒，他们本就是酒鬼。他们不务正业，也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让他们施展才能，而是游手好闲惯了。
士族子弟这种先天缺陷给皇权复兴铺平了道路。他们霸占了高级职位，却又把实际工作留给了低级官员，这就等于给皇帝开了个后门，皇帝可以借此培植自己的力量。虽然皇帝没办法把他们从政府里清除掉，但可以把这些懒人架空，让他们远离真正的权力核心。于是晋朝成了唯一一个士族享有崇高地位，又握有实际权力的王朝。而到了南朝，官职品级很低但握有实际权力的寒族开始颠覆士族的统治，士族却无力反抗，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