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一直不乏文人论兵之事，但总体而言，兵学论坛始终被统兵将领占据。如孙武、曹操之流，久历战事，战场经验丰富，其兵学著作容易被世人接受。而文人大多缺乏军旅经验，对于征战沙场之事不甚了解，即便是涉足军事领域，其兵学著作也往往缺乏可信度，人微言轻。加之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多接受儒家教育，兵儒不同道，儒家对于兵家的否定态度长期影响着士大夫的价值观，使得他们对“卑理通俗”的兵学著述大都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耻于言兵。
中国传统兵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秦汉时，中国兵学经过一系列的整理，取得了一定进步，开始形成“兵书四种”的定论。汉魏之际，曹操等注解《孙子》、诸葛亮总结传统兵学，都对中国兵学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阶级、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士人崇尚玄学空谈，以及道教、佛教的兴盛，都给兵学的发展带来巨大阻力，中国传统兵学进入低谷。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的实现，思想文化的整合，以及国家对武学的大力弘扬，中国兵学达到了空前的学术高峰。这一时期，统治者设立武庙，重建武举制度，加强军事教育，组织编纂军事教材《武经七书》，为兵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政策保障。
战争伴随人类发展，任何时期都不可荒废武备，故而统治者设置武庙，以示国家对军事人才的重视。正如宋代梁周翰所言：“原其用意，盖以天下虽大，不可去兵;域中有争，未能无战。资其佑民之道，立乎为武之宗，凯张国威，遂进王号。”同时“使天下之人入其庙，登其堂，稽其人，思其道”，提高国民的军事意识。
唐宋时期对武学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设立武庙，还具体到相关科举制度。对军事人才的选拔方式，最早与文士大致相同。先秦时期，运用举荐的方式，《礼记》所谓“射礼”，即武举的滥筋。汉代实行察举制，多以举荐的方式，选拔武猛之士。隋唐代推行科举制，以制举的方式，选拔武略之士。具体到唐代，军事方面的制举，始于贞观时期。贞观三年(629)四月，唐太宗下诏：“白屋之内，间阎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官人同中。”此后，有唐一代历朝都有诏举武臣的做法，甚至专门颁发诏令，按照不同需要选拔军事人才。据各类典籍记载，与兵学相关的制举科目，主要有将帅、武足安边、知谋将帅、军谋越众、才兼文武堪任将帅、军谋出众武艺绝伦、识洞韬略堪任将帅、军谋宏远材任将帅等。
虽然从贞观始唐朝廷不断有武举制度出台，但是，作为常举制度，武举始创于武周时期。《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载：长安二年正月十七日放：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据此可知，武则大颁布救令，要求各州教习武艺，每年依照明经、进士科的做法，向朝廷推荐军事人才，参加武举考试。武举由此成为常举科目。根据相关的规定，考试内容有七项：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材貌、言语和举重。每一项都有对应的评判标准。
武举，其试用有七：一曰长垛，入中院为上，入次院为次上，入外院为次。二曰马骑射，发而并中为上，或中或不中为次上，总不中为次。三曰马枪，三板四板为上，二板为次上，一板及不中为次。四曰步射，射草人中者为次上，虽中而不法、虽法而不中者为次。五曰材貌，以身长六尺已上者为上，已下为次。六曰言语，有神采堪统领者为次上，无者为次。七曰举重，谓翘关，率以五次为上第。由此可见，唐代武举考试主要测试骑射、臂力和枪法，强调实际的军事技能，而非军事理论。
所以唐朝后期盛产武夫，但是缺乏大将，也是这种制度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