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9年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览奏后非常生气，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将他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被贬后，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韩愈与佛教、佛徒有着很深的渊源。韩愈幼年时生活于新禅宗的发祥地韶州，正值新禅宗学说宣传极盛之时，幼年颖悟的韩愈无疑受到了新禅宗学说浓厚的环境气氛的影响，故后来他借鉴禅宗教外别传之说建立儒家道统说。正是在佛老特别是佛教之道之法的刺激与启发下，韩愈以佛教之道之法为参照，比照其道其法提出了与之抗衡的儒家之道之法。他平生和僧人来往甚多，有诗或文相赠的僧人先后有15人。韩愈生活阅历中与佛教佛徒有着如此广泛的接触，而在思想深处为什么又那么坚定地拒绝佛教佛徒?韩愈否定、排斥佛教佛徒的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是夷夏观念。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早期就有道教徒编造出“老子化胡”之说，说佛教乃道教之祖——西行的老子到野蛮之地教化胡人而产生的，以期抬高道教地位。韩愈从夷夏的狭隘民族观点出发，只证明佛不过是夷狄之一法。……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臣不君其君，子亦不父其父，安得不沦胥而为夷狄?中国却胡化了。韩愈这种夷夏观念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其二是用世观念。韩愈对佛教最为耿耿于怀的是“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骨表》)，“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原道》)。“韩愈用‘清净寂灭’四字来概括释氏宗旨，……他承认佛氏之教之‘高’，但不切于实际。先王之教注重修己治人，化民成俗，是非常切近的日用伦常之事。佛家追求涅槃，在务实的中国人看来是不可能和不近人情之事。”韩愈极尊崇孟子，谓其能拒杨墨，功不在禹下，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他的排佛，完全从人的实际生活的角度，来纠正六代隋唐以降祀佛以求福田利益的虚妄和庞大的浪费。”佛教在唐代的盛行，数量众多的僧人占据大量良田、不事生产、不为婚嫁也是事实。但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用纯粹“唯物”的观点抨击佛教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的弊端，而没能发觉佛教在解除人类精神苦难、提升人类精神境界中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