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起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时，总绕不开“福利病”，如过度福利造成的“养懒汉”、财政赤字与高税收等问题。其实这些“福利病”在宋朝就出现了。
北宋崇宁年间的福利机构包括三个系统：福利收养系统(居养院)、福利医疗系统(安济坊)、福利性公墓(漏泽园)，可以说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病有所治，死有所葬。当然，受益对象只限于“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的群体，并非全民性福利。
这些福利机构并非始创于崇宁年间，却是在崇宁初年蔡京执政后才向全国推行。按蔡京的规划，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均须设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
宋朝贫民福利制度堪称史上之最，过度福利问题却也相继而来。
大观三年(1109年)四月，宋徽宗下诏：有些州县的福利机构为救济对象提供酒馔，待遇过于优厚，要立法纠正这股风气。次年，他诏令各州县停止福利扩张，除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外，不要自行设置其他福利机构。
10年后，徽宗再次批评过度福利的现象—居养院与安济坊不但免费提供一切日常用具，还替救济对象雇乳母、保姆，以致政府入不敷出。
这种过度福利，与其说是福利机构的腐败，毋宁说是蔡京的施政偏好。蔡京是新党领袖王安石的继承人，他们推动变法的目标之一便是防止贫富极端分化。蔡京辞官后，就再没过度福利的现象了。不过，南宋时杭州市民享受的福利也非常优厚，出现很多“懒汉”。
终日游玩于杭州西湖一带的不但有富家子弟，还有“解质借兑”(类似于今日的贷款旅游)的贫民。他们就不怕饿死吗?还真不怕。因为福利丰厚—免服科役，常减赋税和房租;节庆有“黄榜钱”，雪天有“雪寒钱”，久雨久旱则有“赈恤钱米”;店铺开张之日可向政府领灯油、蜡烛，街头的艺术工作者也能获得政府补助……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福利经费从哪儿来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载，崇宁年间，各州县倾财政之力救济贫民优先于军费开销—军粮匮乏可以容忍，济贫不力则会被问责。难怪当时的民谚讥笑蔡京政府“不养健儿，却养乞儿”。
过度福利还导致民间赋税加重。宋代赋税主要由富户承担，所以出现“贫者乐而富者扰”的现象。洪迈的《夷坚志》中有一则“优伶箴戏”的故事—两名伶人在内廷演出时扮成僧人，以类似对口相声的形式调侃时人的“生老病死苦”，徽宗看后恻然长思。
如今看来，过度福利固然不可取，也易造成不良后果，但它好比营养过剩，一个营养不良的人是不该担心营养过剩的，如果因此而不肯吃肉，就跟因噎废食一样蠢了。
宋人的态度比较务实—虽不齿于蔡京的为人，也曾抨击过度福利，但对福利制度本身还是赞赏有加的。甚至有宋人相信，作为“六贼之首”的蔡京没被砍头就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