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年)，“丁戊奇荒”席卷晋、豫、陕、鲁、直隶五省，饿死人数多达千万。山东青州的饥民开始“吃大户”—结伙占领某个富户的家，在那儿生火做饭，吃空这家再去另一家。
但饥民到底胆怯，想找个靠山。作为“朝廷不敢得罪”的存在，外国传教士成了他们努力争取的对象。曾有两个秀才赶来拜访当时在青州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跪求他做饥民的首领，组织他们暴动抢粮。李提摩太拒绝了，因为暴动一旦开始便难以收场，将带来更多苦难。
李提摩太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于1877年秋天来到灾情更重的山西。他在此见到“人间地狱”般的惨状—一位母亲独自将饿死的儿子扛到城外，埋在雪地里;一个中年男子走着走着便摇晃起来，然后被风吹倒，再没爬起;一堆赤裸的尸体横在路边，他们的衣服都被扒走换吃的了……但他们并没像山东人那样抢劫富户。对此，李提摩太曾试着给出解释，比如当地官府有严禁抢劫的高压政策，同时强迫富户“捐粮保村”。但还有一种更残酷的可能性—灾情持续蔓延，当地已找不到可抢的富户了。
其实山西饥荒与清廷的“国产鸦片”政策有直接关系。1859年，清廷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将罂粟种植合法化，此后十余年间，山西百姓舍出一半农田来种罂粟，导致粮食储量与产量急剧下滑。如此一来，即使所谓“富户”也没多少余粮。
山西官府之所以允许李提摩太前来赈灾，是因为灾情过于惨重，其实清廷一直对“示好”的洋人十分警惕。丁戊奇荒期间，曾有日本驻华公使前往总理衙门，表示日本民众愿向山西饥民捐粮，而且这批粮食已运达天津，但总理衙门在充分表达谢意后婉拒了。
李提摩太等人此番赈灾也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河南学政瞿鸿禨将他们的行踪密报给清廷，说他们想借赈灾的名头收买人心，顺便窥探大清的虚实。山西巡抚曾国荃很快接到谕旨，命他劝这些传教士离开山西。所以，李提摩太第一次求见曾国荃时受了冷遇。但因灾情过于惨重、确实需要各方援助，曾国荃没赶走李提摩太，而是在给清廷的回复中夸他态度端正、没什么异动。
除了清廷，很多士大夫也对李提摩太的存在感到如坐针毡。1877年，苏州士绅谢家福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原籍。他在归途中听闻李提摩太等人在山东赈灾，立刻紧张起来，给熟识的江南士绅写信，鼓动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洋人“传播异教”。
在与传教士的“赈灾竞争”中，谢家福主张以收养难童为先，因为儿童心智未开，最易被异族蛊惑。这一主张在江南的士大夫圈子中获得普遍认同，所筹经费几乎全部用于收养难童。有人建议谢家福分出资金来开设粥厂，以解饥民的燃眉之急，却被断然拒绝，“成人有觉悟，可以慷慨赴死;儿童不识大义，容易失节于洋人。”
谢家富所说的“成人有觉悟”并非虚言。1877年，山东有些饥民宁可饿死也不接受传教士的救济;河南有些饥民到处散布谣言，说传教士借赈灾之机行虐待之实，并在传单上把他们画成凶神恶煞。于是，传教士的赈灾活动在河南开展得最为艰难，开封百姓贴出“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的标语，还有书院要罢课“与洋人打仗”，官府也扬言不保障传教士的生命安全。最终，传教士不得不放弃救济河南饥民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