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贬至黄州，除了基本工资外，每年只能领几瓶“官酒”加一些退瓶费。为养活一家老小二十余口，他每月初一取出4500钱来，平均分成30串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叉子挑一串钱下来作为当天的费用，然后再把叉子藏起来。
苏轼平日里虽然认为自奉甚俭，实际上还是“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他每次外出，总是饮得酩酊大醉而归。因嫌村酒不佳，便以“百钱一斗”的代价自配蜜酒，并遍赠亲友。
除此之外，即使在贬官期间，苏轼还有能力买房买地。一同乡劝他去许州买房，苏轼回信说“囊中止有数百千”，已经让儿子在荆渚买了一个小庄子，自家在京师还有一些产业，如果变卖可以得钱“八百余千”，不知能不能赶上许州的房价?不仅如此，苏轼还曾向友人打听：听说京师有人欲卖荆南头湖庄子，总价六百千，首付只要二百来千，其余可以按揭，不知是否可信?
可见，虽然苏轼自称“为穷之冠”，很会哭穷，但他实际并不能算困难户。只不过与他贬官以前的境况相比，经济状况已大不如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