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青史留名的事都是落榜生干的。蒲松龄屡试不第，直到71岁才成为“中专生”(岁贡生);左宗棠三次参加“研究生”(进士)考试都是名落孙山;王国维更是数次参加科举，无一成功。一个人的能力、成就与学历未必能画等号，但封建时代的士子依然对科举趋之若鹜，连严复也不例外。
1866年，因父亲早逝，家里失去经济来源，13岁的严复被迫放弃家人之前为他安排的考“研究生”然后做官的道路，进入福州船政学堂的前身“求是堂艺局”读书。这类学校的等级和科举之路相差甚远，类似于今天的职业中专。幸好，严复很聪明，又肯下苦功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1877年，他作为优秀毕业生公派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其间，严复的品德和才华非常突出，学校负责人特意向中国留学生的监督提出了通报表扬。
严复不仅学业过人，更有着在当时非常罕见的国际视野。留学期间，他不仅注意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也留意了西方在社会制度、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开放，认为正是这种开放促成了他们的富强。当时驻英大使郭嵩焘对严复也极为欣赏，两人第一次见面，郭就在日记中说与严复交谈“最畅”，并认真记下了谈话内容。不久的一次聚会中，严复谈到自己对声学、光学的新认识，郭深以为然。第二天，郭特地邀请严复再到使馆畅谈，严复说到自己对西方社会的观察，郭更是惊讶不已，并给友人写信说“出使兹邦，惟严若能胜其任”，又在日记里记载“又陵才分，吾甚爱之”，去海军学院游览时，还专程到严复的宿舍拜访他。
1881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学堂，严复应邀出任总教习，并很快显示了自己的治事之才。在他的主持下，北洋水师学堂的学制、课程设置和教学环节直接学习英法等国，并特别注重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1884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李鸿章派人会同英俄两国海军对他们进行考试，学生们表现极好，时人普遍认为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学质量甚至超过了当时欧洲同类学校。
出人意料的是，有着如此卓越才华和能力的严复，却总想圆自己的“研究生”梦。刚从英国回来，他就拜桐城派文学家为师，认真学习古代经典，并练习做八股文的方法，精心准备“考研”。1885年第一次科考落第后，他没有死心，1888年和1889年又先后两次参加顺天乡试，仍然空手而回。1893年，已经40岁的严复再度回到福建，踏入考场，最后还是一败涂地。也许是觉得自己的考运实在太背，此后严复正式退出科举。
严复特别看重“研究生”学历，有深层的原因。严复学贯中西，但仅仅因为不是“正途”出身，又不愿接受李鸿章的帮助成为其门生，始终得不到重用。当时一同留学的刘步蟾、林泰曾等人都做到了海军的舰长，而他居然只是水师学堂的总教习，这让严复心里大不平衡，于是便希望借科考镀金，改变官运。
本已出类拔萃的人才，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职位，却不得不参加“研究生”考试，谋一个做官资格，那个时代人才选拔制度之可笑由此可见一斑。
在清代，中了进士、碌碌无为却得到了高官厚禄的比比皆是，没有中进士、满腹才华的人却常常无人欣赏。因为民心对官员职位的升降几乎完全不起作用，有权制定顶层规则的统治者思考得最多的不是如何善待杰出人才，使社会变得阳光灿烂，而是怎样以权谋私，为自己和家人捞足好处。正因为统治者有这样的心态，国家的一些骨干制度往往极具惰性，千百年难得改变一回。像左宗棠那样，落第之后有大佬反复举荐，终于平步青云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严复面对的困境，与其说是其个人的尴尬，不如说是反文明的制度缺陷导致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