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六年(1493年)春闱，大学士李东阳担任朝廷会试的主考官，好友杨一清对他说：“前年四月，我去陕西提督学校视察，发现有个举子与你是本家，而且你们的名字仅差一字，他叫李梦阳。”李东阳诙谐地说：“我生于太阳东升之时，所以父亲给我取名‘东阳’，而他叫‘梦阳’，出生时肯定没赶上太阳。”杨一清笑他嘴贫，然后叮嘱道：“此人前年在乡试中拔得头筹，是难得之才，这次会试你可要留心擢选。”李东阳漫不经心地说：“我受皇帝之命，岂有不尽责的道理?我虽不敢自称伯乐，但千里马绝不可能从我的眼皮底下溜掉!”
李梦阳早对前辈李东阳慕名已久，而李东阳经过考核，也对他的才学、品行颇为赏识。从此，李梦阳投身于李东阳的门下，成为“茶陵诗派”的忠实追随者。
弘治十五年，李梦阳的父亲病逝，请李东阳为其父撰写碑文。李东阳所写碑文催人泪下，对李梦阳的爱重溢于言表。而李梦阳更以有他这样的师长为荣，虽不能排除其中政治依附的成分，但作为文人的李梦阳显然在茶陵诗派受益良多。他与李东阳的文学主张格外相近，都追求自然生动的笔法，认为“真诗乃在民间”。
正德元年(1506年)，李东阳过六十大寿，李梦阳献诗作贺，盛赞其文章和书法造诣，但并没提及李东阳引以为傲的诗歌。有人据此认为李梦阳这时已对茶陵诗派有了不同意见，但从李梦阳当年二月所写的诗来看，他并没全盘否定李东阳的诗歌。
史料显示，李东阳与李梦阳间的龃龉最早源于“康海事件”。康海是弘治十五年的状元，也是茶陵诗派的后起之秀。他的母亲去世后，按当时惯例和风尚，应持重金厚礼请德高望重的内阁大臣撰写碑文，他却一反常规，请资历尚浅的李梦阳代行此事，而李梦阳竟答应了。这无疑侵犯了阁老们的权威，李东阳更是想起当年自己为李梦阳之父写碑文的情分，对学生的“僭越”之举备感心寒。
倘若康海谦逊、低调一些，双方的冲突或许不会激化，谁知他竟在事后将矛头对准李东阳，批评其诗歌水平不行。李东阳愈发不满，从此也对李梦阳颇有偏见。这也不能全怪李东阳没度量，毕竟当时文阁讲究论资排辈，而他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老人，自然难以接受学生的“反目与歧视”，何况情商偏低的李梦阳也没及时与老师沟通。
弘治十八年，李梦阳因冒犯皇亲而入狱，明孝宗问阁臣如何处治，竟无人为他说情，李东阳也保持不置可否的暧昧态度。
关于这桩恩怨，也有人为李梦阳鸣不平，认为是李东阳把持文坛长达四十多年而压制李梦阳等人的话语权，他们不愿被当权者所用，这才奋起反抗。但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公允，李东阳固然高居内阁首辅之位，但并不能一手遮天，尤其在宦官刘瑾专权时，他常处危境、受其侮辱，哪有心思打压后辈。李梦阳自觉怀才不遇，与李东阳互生嫌隙后“另立门户”，这更怪不到李东阳头上了。
李东阳去世后，李梦阳余恨未消，在《凌溪先生墓志铭》中借题发挥、大放厥词，直言李东阳的文章老套、媚俗，往日的师生情谊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