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排除官方邸报与塘报，《申报》也不算中国最早的报纸。从西方“新闻纸”的角度，在1872年《申报》创办前，上海租界已有两家英文报纸和一家中文报纸。不过，《申报》的确是中国真正面向公众且比较成功的报纸。
办报难免要触及时事，而触及时事就可能惹恼当局。尽管《申报》办在租界里，但如果朝廷不高兴了，在外埠的发行及资讯的获得就会受限。所以，作为当年中国最大的报纸，从商业利益考虑还是尽量保守一点的好。但在1897年后，《申报》主笔黄协埙上任后乖得过分，也伤害了报纸的利益。
那时北京和天津之间已架设有线电报，朝廷里发生的大事当天即可通过电讯传到上海。《申报》比较有实力，所以最早建构了京沪之间的电讯联系。跟一般的小报不一样，它的北京来电是货真价实的，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朝廷全本的上谕。
不知黄协埙原本就是恭顺的臣子呢，还是考虑到报社的利益，必须对朝廷恭顺一点，在甲午之后的动荡变革中，他不仅没把握时代的脉动，反而刻意守旧，坚定地站在他认为得势的官方那边。
为对朝廷表示尊敬，黄协埙创造了一种中外独一无二的“恭读圣谕体”的专栏。只要朝廷有上谕发布，他一定亲自操刀，在上谕后写一段注释，无条件歌颂，说如何圣明、及时、惠及万民，好像他在接旨磕头谢恩一样。
当年朝廷没有宣传部门，对于谕旨，臣子尽管恭敬，却没一个机构对之阐发弘扬。如果慈禧知道有人免费替朝廷做宣传，可能会高兴坏的。但那时的朝廷对媒体一点感觉都没，即使是《申报》这样的所谓大报，也不过万把的订阅量。所以朝廷并不领情，也无从领情。
问题是，当时朝廷正在变法，朝野舆论几乎都站在维新派一边，只有《申报》四平八稳地磕头谢恩，看不出它到底是否赞同变法。戊戌政变发生后，上海的报纸一般都对政变表示不满，只有《申报》依旧坚定地维护官方，痛骂康有为和梁启超。
庚子之后，朝廷都开新政了，《申报》还对新政疑神疑鬼、颇有微词。所以，在20世纪初，《申报》几乎成了落后保守的代名词，如果有学生看《申报》，就会被人笑骂。《申报》的订阅量也一落千丈，从万余跌到六七千份，落到竞争对手《新闻报》的后面。到这种时候，老板不干了，黄协埙也只好走人。在大清就是这样，尽管有租界庇护，姿态猛了容易死，但过于柔顺也容易死。
无独有偶，进入民国后，著名报人薛大可接掌《亚细亚日报》，适逢袁世凯称帝，也跟着劝进称臣，自称“臣记者”。只是《亚细亚日报》是由政府出资筹办的报纸，为东家张目、对东家恭顺，也算对得起东家。但《申报》又不是拿朝廷的钱办的，这样巴结有何道理呢?事实上，无论“臣主编”还是“臣记者”，在当时，只要做了臣，就没法办报纸了，即使硬办，读者也未必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