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和黄金一样，是一种应用历史悠久的贵金属，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
我国考古学者从出土的春秋时代的青铜器当中就发现镶嵌在器具表面的“金银错”(一种用金、银丝镶嵌的图案)。从汉代古墓中出土的银器已经十分精美。由于银独有的优良特性，人们曾赋予它货币和装饰双重价值，在古代，银的最大用处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
到了明朝时期，自“一条鞭法”颁布以来，“银”这种货币在中国的地位飙升。到了明朝末期，国库中的日常收支基本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据悉，当时铜钱在收支中的占比，甚至，不超过白银的千分之一，由此可见，当时的白银已覆盖了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
明末一位造访过中国的洋神父，在回忆录中如此说道：“在中国每个人都会随身携带一把钢铁制的小剪刀，在买东西时根据货物的价值将携带的银两剪成对应的大小，再用秤来称量剪下来的部分。中国人在这样做时已相当熟稔，在称量小重量的银两时，他们甚至能做到仅剪一次，便准确地剪取对应的重量。”
这位外国人还记载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民俗：“当时，就连中国小孩都能精准地目测出银两的重量，人们在外出时往往会随身携带一个装满蜡块的铜铃，在交易时用蜡来收集那些剪下来的银碎屑。当蜡块里积累的碎屑足够时，他们会将蜡块用火烧光，这样就能将银屑全部回收，再次投入使用了。”
正所谓“天下熙熙为李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人的生活总是离不开货币。翻开明朝时期的各种民俗作品，随处可见关于“银两”的文字。
万历时期的张应俞，根据亲身经历编写了一部防止上当受骗的作品《杜骗新书》，这部书中用八十多个鲜活生动的案例向人们展示了当时骗子们惯用的骗术。据统计，这本书中的案例里有九成都与银两有关。
在明朝乃至清朝的民俗小说中，也出现了大量关于使用白银诈骗的桥段。例如，在《初刻拍案惊奇》这部作品里，就出现了一个擅长使用“九还丹”制作假冒白银的骗子。显然，在十六世纪以后，白银已经成为中国流通最广的货币，它的影子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
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英国史学家罗斯认为，十六世纪下半叶欧洲货币出现了转变，这种转变是为了让商业交换变得更加便利自由、流通性更广。巧合的是，类似的转变同样发生于十六世纪下半叶的中国。
那么，这种转变对于明朝经济来说是利是弊呢?
白银的盛行，让人们在原本的自然经济环境中获得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也就是说，明朝时期的人们变得更加“物质化”，以白银作为交换成为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关系，这就让原本人们的社会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相对于以“儒学之道”为主题思想的中国人而言，流通量变得越来越大的白银，直接粉碎了持续了上千年的旧社会秩序。简单来说，明朝的社会情况就像是由静谧的深冬，突然转向了疯狂而冲动的盛夏一样，难免会有明朝人在其中迷失，无法自拔。
在《歙县志》这部作品中，作者用非常惋惜的口吻，阐述了事态的变迁。当年，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安逸生活，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代替这种生存状态的是“贸易纷纭，诛求刻核”。这一社会面貌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那自然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引发全新的社会问题，恶性循环。
从境外贸易引进的大量白银，自然关乎着全球市场上的动态。
越来越大额的交易、越来越广阔的市场，让明朝对白银的需求变得越来来越大。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自宋朝开始，中国的银矿年产量便逐年下降。
说到这，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从宋朝开始年均银产量便呈减少趋势，为什么中国人还要使用白银作为主体货币呢?数额如此庞大的白银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答案很简单，这些白银都是境外输入的。从史料上的描述来看，明朝时期的白银均源于南美及日本。说到这，我们不妨来翻开一本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这部作品里出现了一幅名为《倭国造银钱图》的文字插图，上面生动地描绘了日本制造银两的全部过程，从开采、铸造等一系列工艺均跃然纸上。
不过，笔者在写今天的文章之前，特地查阅了相关文献，发现其它国家的记载，与我国的明史有较大出入。当时，人们所接触到的白银，并不是明人想象的那样源于日本，绝大多数白银产自墨西哥、秘鲁这些地区。
参考资料：
【《歙县志》、《杜骗新书》、《天工开物》、《初刻拍案惊奇》、《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