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如果一辈子没有被罢过官，或者辞过职，那都不好意思见人!春风得意时，上几年班，不高兴就甩印走人，甚至有的一辈子都不愿意做官，躲到乡间僻野，天天一觉日上三竿。
这种生活状态，让今天的人们羡慕得只想哭：老子天天累得像头驴，都躲不过雪片般的账单，他们凭啥这么悠闲?难道古人的书里真有“黄金屋”，真有“颜如玉”?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古代的经济环境，和现代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说明：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生活成本极低;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物质丰富的同时，副作用就是生活成本的提高。
中国从夏商之后，就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一直维持到辛亥革命，历时三千年。农耕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社会关系单一，相互依赖性差，生活成本低。
占据社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以种地为生，通常5—10口之家，有几十亩地，一个壮劳力，就可以完成粗放式的农业耕作。那时候的产量虽低，但是正常年份的产出，足够一家吃饱，还能有一些结余，以备灾年。
除了粮食外，房前屋后会种一些蔬菜，养一些家禽牲畜，荒山坡种几棵桑树，养点蚕。男人种地，女人织布操持家业，吃饭穿衣不成问题，无需外界交换。
农耕文明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围绕土地的定居生活。定居的流动性差，它带来两个好处，有块地自己盖房，世代居住，房产支出成本低;同时也不需要支付大量的交通费。
衣食住行占了古人七八成的支出成本，这些都可以通过自给自足解决了，所以，古人即使兜里没有一分钱，照样生活得很好。
今天是工业文明时代，分工的精细化，导致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增加，需求向纵深发展，虽然得到的服务越来越贴心，可是生活成本也必然越来越高。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早上一睁眼就面临每天数百，甚至数千的债务。
正因为古人以土地为命根，所以官员们上班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俸禄寄回老家，购置地产。这就是历史上，一自称官员为“士族地主阶级”的原因。
古代土地贵不贵呢?差距很大，各个朝代不一样，丰年和灾年价差十倍以上。比如嘉靖年间，平常一亩地10两银子，灾年1两银子就可以买一亩地，而丰年20两未必买得到。
官员俸禄什么水平，够不够置办地产呢?差距也很大。官员待遇最好的宋朝，宰相级别的官员，折合人民币，年薪至少2000万，县令也有200万之巨。也就是说，在宋朝，一位县令一年的年薪，买一两百亩地不成问题。
待遇最差的明朝，一品官员年薪约30万，七品官员约3万。很显然，一位县令的收入，放在今天就是贫困户。在古代，这些薪水支付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费，问题不大，买的根本不可能。
不过，明朝皇帝也意识到官员俸禄太低，所以除了年奉外，还有大量补贴，远远超出工资部分。所以，在明朝，官员置办地业也不成问题，只是数量远不如其他朝代。
综合来看，一名官员一年的俸禄，置办10亩地问题不大，几年下来，就可以成为拥有几十亩地的“有产阶级”，甚至小地主。
有了这些土地作支撑，官员们即使离职，回到家乡靠自给自足，生活不成问题。
假如混到中高级别官员，可能一年的收入就能成为中型地主。加上年节恩赏，和皇帝的其它赏赐，即便一名清官，几年积攒下来一辈子不做官，也足可以活一辈子了。
以上是古代官员们，能够在辞职后正常生活的物质条件：自给自足的低成本生活方式，和在职期间俸禄可以置办一些地产。
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我们跟古人不一样的地方，最本质的差异，就在精神层面。
按我们今天的生活态度，即便我们一年赚够了一辈子的基本生活费用，有几个人敢辞职去过隐居式的耕读生活?一定是在欲望的刺激下，想赚更多钱，不光不会辞职，还会削尖脑袋往上爬，恨不得活得比皇帝好，恨不得把下辈子的钱都赚够了。
古人难道不知道钱多可以过好日子?显然不是，能促使他们主动隐退的根本，不在于物质条件，而是精神需求。他们懂得“止”，满足了基本条件即可，甚至很多人连基本条件都不具备，就过起了有上顿没下顿的隐居生活。
比如庄子，穷得四处跟人借米下锅，却不肯接受楚王的宰相任命。比如陶渊明，在别人救济下生活的他，却写出了不朽诗篇。光武帝刘秀有一个同学兼好友叫严光，刘秀四处张榜“抓”他，把他强行带到京城，请他出来做官，严光坚决不就，弄得刘秀害了一辈子单相思。
古人为什么能做到甘于清贫?答案就在“耕读”的“读”字，“耕”是基本生活条件，“读”是自我修炼，“读”又让“耕”超脱于生存的本源，变成了生活的情趣。所以，古代到处充斥着安贫乐道的精神巨人!
我们今天都物质化了，很多人粗鄙地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垃圾，于是把宝贵的精神财富丢失，把自己扔进永无休止的物质追求黑洞，活成了陀螺，活成了物质的俘虏，活成了活僵尸!
所以，不要说古人比我们幸运，他们生活成本低，即便让你回到古代，你也未必能过上古人悠闲的生活，根子还是在于，你能不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足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