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写下这首著名诗篇时，正值道光中期，官场出现严重的人才荒，新人是绣花枕头，旧人是饭桶，像龚自珍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能在主流官员群外徘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当时道光树立了一个模范官员—曹振镛。
这是件值得玩味的事，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曹振镛都是公认的庸才，没干过一件不寻常的事，却久居高位53年。难道他的恩宠是白捡的?非也。庸官发迹，自有其“道行”。
曹振镛一生伺候过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在乾隆时期，他只是个不起眼的翰林院编修;在嘉庆时期，他始受重用;到了道光时期，他大红大紫。嘉庆为什么重用曹振镛呢?因为他在一项工作上业绩突出—作为学政，他判过的考卷，别人都挑不出错。到了道光时期，曹振镛的这项本领得到空前发挥。因为道光是一位“克勤克慎”的庸君，皇帝之好，正是曹振镛之长。
道光时期的曹振镛，就是靠“校对”发迹的。嘉庆临终时，托四位军机大臣拟缮遗诏，其中说高宗乾隆帝出生地为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这份遗诏拟成后，道光审阅，“未经看出错误之处”。遗诏顺利出笼，颁告天下，文武百官都没挑出什么毛病，可曹振镛却指出：乾隆帝出生地应是北京雍和宫。道光喜怒交加，降旨：写遗诏的军机大臣退出军机处，各降四级，曹振镛擢升军机处领班。曹振镛由此平步青云，把持军机大臣之位14年。
重用曹振镛之后，道光轻松了很多。道光素以“勤政”著称，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又怕被臣下欺骗。曹振镛为他出了个绝招：“抽查几个，找出字面错误，下边再打上来的报告就不敢糊弄领导了。”大臣们从此战战兢兢，上奏字斟句酌，唯恐被皇上查到一字之错。
从此，道光充当了一个“总校对”的角色，而曹振镛是执行校对。这君臣二人的审阅制度，令官员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消磨殆尽，而且国家大事无人操心，彻底埋葬了官员的进取之心。
这是官场旧人状态。那么官场新人如何呢?
清朝是固化科举制的朝代，官场新人大都出自考场。不能说历朝及第者均无人才，然而道光时期的科举考试几乎是毁人的仕途游戏。
守旧的领导喜欢求全责备，因此，只要八股文作得好，曹振镛就给予优待，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却忽略不计。如此一来，那些读书人为了中第登科，行文循规蹈矩，毫无个性，所以真正被选中的，往往是些绣花枕头。吹毛求疵的“曹振镛式科考”废掉了大批有才华的读书人，使得入仕官员的素质一代不如一代。
一心当好“校对工”的曹振镛死后，其画像被纳入紫光阁陈列于显赫功臣之列。道光亲笔题词，意即“学习振镛好榜样”。曹振镛死时正值道光中期，此时官场庸才辈出，出现严重人才荒，中国社会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
人言曹振镛害了道光，起到了尸位素餐的带头作用，导致官场尽数庸人，岂知哪有领班主宰老板之理?所以是道光埋葬了人才，害了群臣。道光赞曹“克勤克慎”，其实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别解，透出的是主宰官员命运的皇帝的游戏规则。正是道光以刻薄为能事，抓小放大，才把官场彻底变成了庸人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