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之所以能够取得“九子夺嫡”的最后胜利，顺利登基为帝，后世普遍认为“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抛开隆科多这位被雍正皇帝公开以“舅舅”称呼的拥立功臣不言;年羹尧在立下拥立大功后，又在西北战场上为雍正皇帝挣够了面子;再加上妹妹年贵妃的积极影响，雍正朝初期的年羹尧绝对是雍正皇帝最贴心的、最信任、最恩宠的心腹重臣。
雍正二年，时任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率部平定了青海叛乱，雍正皇帝难抑心中欣喜，在年羹尧的报捷奏折上，提笔倾诉：
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尔用心爱我之处，朕皆都体会得到。我二人堪称古往今来君臣遇合之榜样，也足可令后世羡慕流涎矣。
这哪是君臣之间的奏批，分明就是久未相见之热恋情人之间的情书。
如果，这还不够说明问题，我们再来看下雍正皇帝下令召年羹尧回京，年羹尧上谢恩折时，雍正皇帝的朱批：
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
如果没有最后一句，如果这样的用语不出现在奏折上，两人热恋的状态几乎可以明确。
除了公开的“秀恩爱”，雍正皇帝甚至还向年羹尧“表过忠心”、“许过承诺”：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
为了你，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出色的皇帝;为了这段君臣知遇，我一定要让你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当然，为了表达对年羹尧的知遇、感恩心情，雍正皇帝还用了最实际的方式予以回报——“晋升官职、加封爵位”。
我们来看下雍正皇帝于雍正二年对年羹尧的数次加封：
年羹尧晋封一等公，并额外恩宠一个“子爵”，令其子年斌承袭;
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加太傅衔，封一等公，赐双眼花翎。注意，年遐龄的公爵并非“承恩公”，也就是并未其女年贵妃“推恩”所封，而是因为其子年羹尧功勋卓著，推恩加封。
更重要的，雍正皇帝还刻意强调了年羹尧于西北区域的具体权力——实际执掌陕西、青海、贵州、四川等西北四省军政外，还可直接参与云南政务。此时的年羹尧绝对是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除此之外，类似“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金币”这等难得一见的恩赐，雍正皇帝更是毫不吝啬，确实应了雍正皇帝的那句话——“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
除了官职和爵位的屡次加封外，雍正皇帝还变相给予了年羹尧一个特殊权力——“年选”。
“年选”，在《郎潜纪闻》中，被称为“年羹尧在西域行营，引用私人，但咨吏部，不由奏请”;在《瞑庵杂记》中，被称为“年羹尧为大将军，威震中外，军中上功吏部，别为一格，谓之年选，尽与先除”。后世则认为“年选”，乃系年羹尧任意举荐地方文武官员，吏部不得擅自干涉或者必须优先录用的特殊权力。
除了年羹尧在“年选”中的主动权力，雍正皇帝还屡次就朝廷官员、地方官员的任免问题，征询年羹尧的意见。
雍正二年，雍正皇帝在年羹尧的奏折上，如此写到：
不论在京在外、本省他省，有尔信得及的，或有才或有守者，不论官之大小，写折子来，逐一开明呈进。
对于年羹尧举荐的各级官员，雍正皇帝给予绝对支持，并屡次表现于奏折朱批。
雍正二年，年羹尧举荐自己的心腹——王景灏为四川巡抚，雍正皇帝如此回应：
王景灏到来，朕原料你识人，自然不差，然未料如是好之极，你又进一个活宝矣，实在是上上好的。巡抚绰然有余，朕甚嘉善，立刻有旨用他巡抚。
王景灏初到四川赴任，尚未开展任何工作时，雍正皇帝又在年羹尧的奏折上对其一阵狂夸：
甚好!此人是一个大人物，天下督抚如何能得如卿者，如王景灏这样人，得十数人，朕愿亦足矣。
尝到甜头的年羹尧，又一口气举荐了周瑛、赵士魁、刘世奇、李维钧为西北各省按察使以上官职，雍正皇帝更是想都不想，问都不问，就直接同意并给予了具体批示：
这些人都是你进的活宝，好生爱惜着，如珍宝相似的用’必令他们心满意足地，方符朕意，一点忽略不得。
当然，“年选”本来就是雍正皇帝给予的特殊权力，自己自然要首先支持。可对待西北各省官员的外调问题时，雍正皇帝甚至用了“低声下气”的语气来征询年羹尧的意见。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记载了一份年羹尧的奏折，雍正皇帝在这份奏折上，竟然给出了如此雷人批示：
你所保武弁人员游击、守备等小员，若往他省升用，你舍得不舍得?但陕西目今甚要紧，又不好动你的。 而又陕西武将之才又人多，你一省未必用得了。有些二意，不决，特谕问你，尔可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
大体意思就是：
我要把你手下的武将调往其他省份任职，你舍不舍得?
陕西一省的武将太多，我打算往别的省份调动一些，你什么意见?
只要你一句话，我一定照办!
如果，把此时的年羹尧比喻为雍正皇帝心中的十三弟胤祥，没人有意见吧?
可在雍正皇帝如此恩宠下，年羹尧便逐渐忘乎所以，骄纵跋扈、肆意妄行，甚至令西北督抚“跪道送迎”;令御用侍卫“执鞭坠镫”;令蒙古王公、当朝额驸“会面必跪”。雍正二年，年羹尧入京述职，王公大臣们迎于京郊，年羹尧竟然端坐马上，不以为意。
“决胜于旬日之间，宣威于万里之外，使烽烟尽息，边塞永宁”的年羹尧，在雍正皇帝眼中便迅速变成了“才不可恃，终罹杀身之祸”、“深负朕恩，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的负面典型。雍正三年十二月，“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大将军年羹尧，被赐自尽狱中，徒留后世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