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曾曝光高铁采购中存在的奢侈浪费现象，如一个自动洗面器7.2万元，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一张单人座椅2.2万元……其实，这样的事不算新鲜，清朝对于官办工程采购的贪污腐败，有专门的名词形容，叫做“浮冒”。
治河是清朝最大、最花钱的工程，因此也成了“浮冒”多发区。清代河臣对河工经费的侵贪程度，从治水名臣郭大昌的经历中可见一斑。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老坝口坍塌，附近的高邮、宝应等地被淹。惊恐无措的南河总督吴嗣爵以“钱粮五十万”请郭大昌加以堵塞，但郭大昌只接受了10万两。嘉庆初年的丰工工程，河臣预算120万两，河督减至60万两，商之于郭大昌，郭大昌请再减一半。河督面有难色，郭大昌解释说：“以十五万办工，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尚以为少乎?”从郭大昌的故事可以推知，嘉庆年间，河臣预算的经费中真正用于修防的仅在二成左右。而其他的，当然是被各级贪官污吏瓜分了。
只要是略具规模的官办工程，从启动到核销，都有一套复杂程序，几乎在每一道环节上都需要银子通关，这笔买路钱统称“部费”。比如，掌管天下造作的工部衙门，就是层层拔毛的大户。据清人冯桂芬估算，一个工部不下千人，每年的“部费”进账总共有数百万。那些尚、侍、郎中以上的长官分肥最多，所以“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在他们之下，那些主事、局使、库使、笔帖式、经承等，也都按各自贡献大小，分沾利益。冯桂芬因此哀叹道：“凡户、工二部纪银钱之书，皆胥吏舞弊之书也。”
在这种贪官污吏集体分肥的体制中，谁如果坚守原则拒绝“浮冒”，就会成为官场的异类，不能容身。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一场大火将乾清、坤宁两宫烧成灰烬，灾后重建工作由工部营缮司郎中贺盛瑞负责。工程完工时核算，共用了72万两银子，比预算节省了近90万两。节约当然是好事，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次年的考评中，贺盛瑞不仅没有升职，反且被贬。原来，这90万两银子是“割中珰之膻，而形同事之涅”—既断了太监们的财路，又对比出同事的贪污，人家岂能饶了你?
贺盛瑞觉得十分冤枉，不断上书，公开工程各项开支的详细账目，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这些材料一份也没能送到皇上手上。直到他死，也没有等到冤案昭雪。
同样的故事在同治年间再次出现。其时黄河大水，郑州附近一段大堤被冲毁，时任河道总督的苏廷魁与河南巡抚一起奏请100万两银子修复。完工后还剩下工程款30万两，巡抚主张将之瓜分，苏廷魁不肯，力主“奏缴还户部”。谁知户部对苏廷魁的做法大为不满。原来，按照惯例，省下的那些钱通常由户部和地方官三七分成，而苏廷魁实报实销，户部也就捞不到好处了。于是户部从苏廷魁的奏报中挑出“不合例数条”，同河南巡抚一起参劾苏廷魁。在地方高官和中央部门的内外夹攻下，苏廷魁最终被革职留任。
其实，官办工程或采购中的“浮冒”，皇帝或主子并非不知道，很多时候是因为作奸犯科的人是自己的心腹，舍不得追究。隆裕太后垂帘听政时，宫中有佛殿数座，旷废日久，太监小德张就怂恿隆裕太后修缮，最后“报销至二百余万”。大约这个“浮冒”额度太惊人了，舆情汹汹，而隆裕太后却对众臣的奏折置之不理，因为小德张是她的心腹。
如今，官办工程中的“浮冒”依然层出不穷，高铁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知这些“浮冒”款项可否被顺利追回?这些“浮冒”的官员是否能得到应有的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