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弱女子赵娥的父亲被酒泉县的恶霸李寿打死。赵娥的三个兄弟都想复仇，但不幸的是，他们不久就同时死于一场瘟疫。赵娥悲愤交加，立志要为父报仇。她上街买来一把刀，夜夜在家里磨。李寿听说后，就天天骑马带刀，时时小心提防。
李寿素来凶悍，邻里都怕他，所以就有邻居劝赵娥：“你一个纤纤弱女怎么斗得过那个恶霸?不如就此算了吧，或者用重金雇佣一个杀手去把他干掉……”赵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不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再说，为父报仇是儿女的责任，怎么能请他人代劳呢?”于是，她仍夜里磨刀，白天乘坐鹿车出门，寻找报仇的机会。
光和二年(179年)二月的一天，赵娥终于遇见了李寿，她冲上前去挥刀狂砍。李寿的马被砍伤，李寿摔了下来。赵娥“就地斫之”，结果砍到一棵树上，刀都砍断了。此时李寿已摔伤，赵娥想夺他身上的佩刀，李寿“护刀嗔目大呼，跳梁而起”。就在此时，赵娥扑上去用手死死扼住李寿咽喉，“反复盘旋”。李寿终于倒地。赵娥遂拔出李寿的佩刀，将他的头颅割下，然后到县衙自首。
县令尹嘉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十分钦佩赵娥，但同时也犯了难：依照国法，“杀人者死”，这女子显然应受到法律的惩罚;但若按照儒家的经典教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那么眼前这位为父报仇的弱女子就是一名大智大勇、为民除害的孝女。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尹县令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解下随身携带的官印，辞官而去。同时，他还暗示赵娥赶快逃走。
可赵娥却说，为父报仇是我的义务，犯罪受罚是治国之理，“何敢偷生以枉官法”?这番大义凛然的话，震得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动容。那位尹县令愈发佩服赵娥，干脆把官印往县尉的手里一塞，掉头便走。县尉也不知该怎么办，于是恭恭敬敬地把赵娥接到自己家中，并将此案紧急上报郡守，请上司定夺。
接到报案后，酒泉郡守和凉州刺史反复斟酌，最后联名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章：赵娥为父报仇是大孝之事，考虑到儒家有“百善以孝为先”的教诲，请求皇上法外施恩，赦免这名孝女的死罪。皇帝读后，立刻颁下圣旨，不仅免去了赵娥的死罪，还封她为“孝女”“烈女”，以示褒奖。
其实，这在古代并不是特例。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礼法合一”。那么，古代官员为何如此重“礼”轻“法”?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行政命令来引导和用刑罚来约束，老百姓虽能不犯罪，但没有了羞耻之心;若用道德来引导和用礼义来约束，百姓在有羞耻心的同时也会很规矩。
今天，我们提倡法治，然而古人的做法未必不可借鉴。因为“法”只是治理的工具，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而“礼”却可以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一旦发挥作用，无疑更具有恒定性。所谓“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行，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