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的一天，吴主孙策在狩猎的时候遭到恐怖袭击。此时正值孙吴实施“长途袭曹”计划的关键时刻，而大当家生死未卜，孙吴只得放弃计划。不久，孙策伤情恶化而亡，孙权接任其位。
通过对现实冷静的观察，孙权将自老爸孙坚时便确立的“以保江东”的基本国策发展为“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并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首先实现“荆扬一体化”，其次统一整个南方，最后全力北伐，击败曹操，夺得天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疑案“借荆州”出笼了。
刘备武力统一荆州四郡后，派人前往建业拜见孙权，“求都督荆州”。可见此时刘备仍然把自己看成是孙家的依附力量，只是想在荆州站稳脚跟，建立一个稳定的根据地而已，更不用说“三分天下”的具体规划了。
刘备的举动显然违背了孙权的长远规划，大臣们也极力反对。但出人意料的是，除了没有答应任命刘备为都督外，孙权几乎全部接受了刘备的“无理要求”。孙权为何会作出如此选择?
这再次体现了孙权的高瞻远瞩，他借地给刘备的目的是“多(曹)操之敌而自为树党”。孙权认为现在只是将荆州暂时托管给刘备，将来一定能名正言顺地收复此地。如此一来，既可以让刘备承担长江以北的部分防务，又能通过满足刘备不太过分的要求而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关系。这样，孙权就能使部队进一步向东集中，以加强同曹操争夺皖北的兵力。
不任命都督没事，刘备就自己选自己。于是乎，很快就出现了“群下推备为荆州牧”的盛况，刘备顺势成为荆州事实和名义上的一把手。面对如此状况，孙权有些担心了，如若放任刘备继续“胡来”，不仅会给孙吴今后收回荆州增加麻烦，还有可能使刘备趁机与曹操联合起来对付自己。为扭转这种局面，孙权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婚姻，想以此束缚刘备的手脚，并进一步巩固孙刘的联盟。同时，为防止刘备进一步坐大，孙权迅即派兵夺取了交州，并向南中伸出了触角，颇有迂回进击益州的意图，这就构筑了对刘备占领区的包围之势。
此后一段时间，三方相安无事，直到211年。这年，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即将讨伐汉中的张鲁，忙派法正前往荆州迎接刘备入蜀。刘备入蜀成为当时的国际焦点，使得江湖风云再起，此时汉中已然成了举世瞩目的五方(曹操、张鲁、刘璋、刘备、孙权)角逐之地。在此等混乱复杂的局面下，孙权产生了与哥哥当年一样的想法，准备派遣大将吕岱率远征军前往汉中诱捕张鲁。后由于鲁肃的极力反对，尤其是形势的快速发展，孙权才无奈地放弃了这个大胆的计划。该计划虽未实施，但孙权谋求扩张的意图已表露无遗。
之后，刘备在益州取得重大进展，破雒城、围成都，孙权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忙派遣诸葛瑾向刘备“索还荆州”。与此同时，鲁肃也受命屯兵于益阳与关羽相峙。不久，当刘备占领成都，进而取得整个益州后，孙权更加焦虑了，命令鲁肃赶赴关羽驻扎之地“求还荆州”。由“索”到“求”，既反映了孙权的无奈妥协，更反映了问题的扑朔迷离。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215年，曹操西征马超、北征杨秋胜利后返回邺城，重新谋求南征，并加大了进攻力度，实施两路进发。西路军迅速攻占汉中，张鲁败退巴西;东路军猛攻孙吴的军事重镇濡须坞，孙权也遣将进围皖城，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此时此刻，刘备也正担心益州安危，于是孙刘双方找到了共同话题，只得坐下进行谈判，一方面强调了孙刘联盟的现实必要，另一方面划分了在荆州的势力范围—双方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这是一种迫于现实的理性妥协与利益交换。
但孙吴并没有停止统一大业。219年斩关羽夺荆州，之后又在夷陵大败刘备，不但实现了“荆扬一体化”，暂时阻止了曹魏的南下，还永远阻遏了蜀汉的东进。
夷陵之战后，刘备才真正回归现实，放弃占有荆州。之后，诸葛亮更以务实的眼光改向南中、汉中、凉州等地发展，希冀通过蚕食雍凉，进而占领关中，然后东出潼关以争天下。曹操也暂时停止了南征，转而开始全力巩固后方。后来，曹、刘两家相继称帝，孙权也于229年称帝。
在“三国鼎立”形成的过程中，孙权始终以高昂的姿态、积极的行动和独到的眼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保证了魏、蜀、吴三国在力量发展上的相对均衡和对外扩张上的相对内敛。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孙权绝对是“三国鼎立”的真正主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