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一个朝代，也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作为一个起自草原的政权，与传统的汉族王朝不同，进入中原后，元朝的政治制度设计仍保留着较多的游牧民族家产制色彩。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由成吉思汗一手创立的“怯薛制度”。
怯薛军的由来
怯薛是蒙语“keshig”的音译，意为“轮番宿卫”。怯薛最早即源自铁木真身边的“那可儿”——铁木真称汗后，出于压制乞颜部贵族和对外征战的需求，建立了自己最早的怯薛组织。1203年，铁木真在远征乃蛮部前夕，专门挑选了八十名亲信那可儿充当宿卫，七十名那可儿充当散班，又在那颜贵族子弟中挑选了一千名战士组成护卫部队——这就是怯薛军的前身。
在大蒙古国建立后，怯薛扩充至万人，正式成为蒙古大汗的近卫亲军(据《新元史·太祖本纪》记载，铁木真称汗后，曾下令曰：“昔者，朕仅有担任白昼警备任务之侍卫七十人，负责夜间警备任务之宿卫八十人。今赖长生天之助力，得天地之赞助，匡普天下之百姓，俾入朕一统之制。今当拣选十户官、百户官、千户官、万户官之子弟人为卫士，俾满万数而为怯薛军。”)。
元朝建立后，怯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由于天下逐渐平定，主要由蒙古军事贵族子弟组成的怯薛自然更加没了上前线的机会，而逐渐转变为担当皇帝近侍以及宿卫警戒等职责的部队。
怯薛：由亲军到贵族官僚集团
但你如果以为怯薛只是一只普通的近卫部队，那你就错了。事实上，在元朝建立后不久，怯薛就已经由一名单纯的大汗亲兵蜕变为一个贵族官僚集团。怯薛实际上代替了大部分传统汉族王朝中宦官的职责，根据《元史·兵志二》中记载，除了宿卫警戒以外，怯薛还负责掌管天子的冠服、弓矢、饮食、文书、车马诸事，有火儿赤、昔宝赤、怯怜赤(掌弓矢鹰隼)、扎里赤、必阇赤(掌诏令文书)、博尔赤(奉饮食)、兀剌赤、沃伦赤(典车马)、速古儿赤(尚衣服)等名。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得以时时近身侍奉皇帝，怯薛也就顺理成章有了大量预闻朝政的机会(元制，朝堂不议政，军国大事皆于御前奏闻)。陪奏的执事怯薛则是御前奏闻的当然成员。怯薛近侍不仅负责在奏事时进行警卫，而且负责对大臣的上奏事先“关白”或记录奏事内容，其重要性甚至超过省院台的大臣。
听上去也很像是历代那些个权宦的作风是吗?但与汉族王朝的宦官不同，怯薛参政那是名正言顺的。由于怯薛制度中浓厚的人身依附色彩，元朝皇帝对怯薛出身官员的信任要远高于其他一般臣僚。在听取大臣上奏时，往往要咨询他们的意见以定夺。
最能体现这种“特殊对应”的，是怯薛近侍可以径直密奏、随时献计，或代其他大臣越过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直接奏请(一般大臣只能三日一奏)。这种在传统汉族政权中被看作“越权犯上”的举动，却被蒙古君臣看作是怯薛的天然义务，不以为忤。
在元朝政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是怯薛集团主导了帝国政令的上通下达。这种权力并不由他们在“汉法”体系下的正式官称决定，而是被他们的怯薛身份所赋予。怯薛贵族对这一点也透亮得很，所以才会“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于内庭，则执其事如故”(即使凭借政治才能做到高官，贵盛已极，但只要一回到内廷，仍然像从前在怯薛中那样服侍皇上)。
这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手中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所以这种在中原传统观念看来“有辱斯文”的规定，不仅不令他们觉得羞辱，反而在其看来恰恰是一种“圣眷不衰”的体现。毕竟这种端茶送饭、值岗站班的“贱役”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非甚亲信，不得预也”，一般人还没资格呢!
有元一代，最重根脚
怯薛的“贵盛”还体现在他的家族世袭上。元代入仕有三条路：第一是根脚，第二是科举，第三是吏进——科举和吏进两途是为那些被排斥在世袭贵族集团之外的汉人以及中低层色目人预备的，而“根脚”便是怯薛集团入仕的当然途径。
在元朝，“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怯薛出身者官途之顺畅，可以说是羡煞由其他两途入仕者——元制，由儒吏两途入仕者，依例可从八九品辗转升迁至正三品(仅仅是理论上)，正三品以上官职则非经皇帝特旨不得升迁。而怯薛出身者从入仕之初就是经由皇帝特旨授官，不受中书省管辖，不受惯例、法律约束;在品秩上，普通怯薛起家也也至少是七品，在怯薛中有官职者则是五品起，甚至有从二三品起家者——也就是说，对于金字塔尖的那部分怯薛贵族来说，他们的起点便是绝大多数普通官僚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的天花板——这其中作为代表的，就是三大怯薛长博尔术、博尔忽以及木华黎的后裔们。
作为蒙古建国的“四杰”(另一人为赤老温，有救主之功，可惜父子两代均早没于军中，其怯薛长身份随即被剥夺)，博尔术等人一生跟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不仅为大蒙古国的建立和开拓立下汗马功劳，更与成吉思汗结下了无比深厚的君臣情谊。
因此在对他们的封赏上，成吉思汗也丝毫没有吝啬——不仅让他们享有“犯错九次不罚”的特权，更令其家族分领三大怯薛，世袭三大怯薛长之职。
作为居于元帝国社会顶层的“大根脚”，三大怯薛长家族中的嫡系子弟，初任官职最低也是正三品，多数一入朝廷直接就是二品甚至一品，最后也均能官至正一品，位极人臣。木华黎家族三代五宰相，博尔术家族、博尔忽家族兄弟入相······
少年拜相一步登天的也并不罕见：例如木华黎的玄孙安童十八岁即被忽必烈任命为中书右丞相;安童之孙拜住二十三岁任中书左丞相，二十五岁任中书右丞相;博尔术之孙玉昔帖木儿三十三岁为御史大夫等。有学者曾统计，三大家族子孙中的四分之三以上承袭世爵或官至三品以上，最终官至一品者亦高达15%。
作为帝国官僚体制的顶点，元代宰执中出身怯薛者占比达到九成;而在地方上，行中书省和行御史台中关键职位也多为怯薛集团所把持。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元朝政府机构，实际上是被怯薛贵族们一手操控的。
成也怯薛，败也怯薛
权势滔天的怯薛集团，甚至在帝国最为敏感的“天子废立”事宜上，也多有干预。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南坡之变”。
南坡之变的本质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阻挠改革而实施的一场宫廷政变。这场宫廷政变的直接目标，正是改革的主导者：元英宗硕德八剌。
元至治二年，刚登基一年的英宗皇帝迫不及待开始着手新政的实施。这些改革的措施包括：
大量搜罗启用儒臣;
行助役法，减轻农民负担;
召集大臣汇编审定法律条文，颁行八十八卷本《大元通制》，革除以往“同罪不同罚”的弊病，澄清法制;
惩治腐败，打击铁木迭儿余党。
铁木迭儿是怯薛出身的权臣，历仕五朝，仁宗时即专横跋扈、贪赃枉法但因为太后答己的偏护，皇帝始终未能治其罪。直到铁木迭儿、答己先后死去，英宗才敢放开手脚对其党羽下手—— 从至治二年底开始，元英宗陆续下令处死了铁木迭儿之子八思吉思、追夺铁木迭儿官爵并抄没其家产，将其所犯罪行公之于众。
这一切都使铁木迭儿的义子、兼领阿速卫的御史大夫铁失感到惊惧惶恐。在辗转寻求赦免无果后，他联合宣徽院使锁南、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典瑞使脱火赤(均为怯薛)等人，于至治三年八月五日，趁元英宗与丞相拜住自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返回大都(今北京)，途经南坡店(上都西南三十里)宿营的当晚，以当值的第二怯薛为内应，从容闯入英宗大帐，手弑君王。
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利益遭到新政措施影响的怯薛集团对改革派的反击与报复。这场政变中，本应担负保卫职责的当值怯薛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叛军的行动视而不见，其中甚至有人亲自参与到了这场弑君行动之中(据《元史·铁失传》所记逆党十六人名单中，怯薛侍卫秃满赫然在列)只要动了怯薛贵族们的蛋糕，哪怕贵如天子本人，也难逃一死。更讽刺的是，与英宗一起主导这次改革的宰相拜住(木华黎后人)本身也是怯薛长，只因当日并非由其掌管的第三怯薛当值，所以也只能被一道屠戮。
由此可见，怯薛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贵族官僚集团，其意志并非由某一人操控(哪怕这人是三大怯薛长)，而是根植于整个集团的既得利益。任何进步的改革都势必会动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所以怯薛贵族不惜背上弑君恶名也要阻挠这场改革，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正是由于怯薛集团的保守性，元朝的汉化改革进程屡屡被迫中止——在某种程度上，“汉化程度不足”正是元朝“无百年之运”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本来被元朝统治者寄望“以内制外，居重驭轻”的怯薛军最终反而成了元朝衰亡的加速器。这大概是一手建立起怯薛制度的成吉思汗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