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业务，比如教抚百姓、征收钱粮、司法刑狱等常规工作，又比如水利、漕运、剿匪等非常规工作，哪一件不要求其具备相应的业务能力?但是，我们看到古代官员似乎都是全能王，抓教育、管财政、负责军事，甚至把吏、礼、兵、刑、民、工六个部门的职务做个遍，令人叹为观止。可是，他们真的样样精通吗?
古代并没有针对行政或者做官的专门教育，有的只是儒家理论教育。所以读书人初入官场，对于实际工作内容，完全是一窍不通，能做的就是用儒家道德指导办公。儒家道德的核心是“忠君”，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对皇权的绝对尊崇。而皇帝考虑问题的首要出发点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他评价官员的首要标准是忠诚，而不是业务能力。宁可用忠心的庸才，也不用异心的人才，是专制帝王用人的不二准则。这样，帝王用人和官员办公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政治第一，业务第二。于是，“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谁还真正重视业务工作?
如果官员都重政治轻业务，那么，业务成绩(政绩)不好怎么办?这就涉及业务考核了。
既然皇帝用人的标准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那么考核起来自然是先讲政治，再看政绩了。如此，对皇帝忠心耿耿、对维护体制稳定有用的官员，定然能稳坐泰山乃至平步青云。“德才兼备”，“德”为先，“才”只是锦上添的花。这里，“德”的标准就操纵在皇帝手中了。
《清稗琐缀》记载，光绪、宣统年间，国事纷扰，京官们却浑浑噩噩、颓废得很，每天早晨到所在的衙门报个到，不到中午就回来了，称之为“上衙门”，至于有多少时间在衙门、都干了些什么，自己都无所谓，也没有别人在乎。他们在乎的只是上司的喜好、衙门职位的空缺和党同伐异的权力争斗。这些官员绝大多数年年考核合格，部分人还考核优异，该享受的待遇一样都不落下，该升迁的照样升迁。在这样的环境中，还会有几个官员去扎扎实实地干业务，追求政绩呢?
既然业务考核形同虚设，那么业务上真出了必须解决的问题，怎么办?
古代官员的应对措施很简单：依样画葫芦。所谓的葫芦，第一是指“故事”—惯例、传统和前任们的做法，第二则是权力上端的心思、好恶和言行。虚应故事也好，揣摩上意也好，本质都是敷衍。不求真正解决问题，只希望把问题早点糊弄过去。
如果出现亟待解决的突发问题，既没先例可循，又没有上司意见，官员该怎么办?有下属、幕僚们出谋划策。清朝地方父母官都有幕僚班子，少不了有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处理政务，有的还有书启师爷处理文牍，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书吏、门子、随从，可以囊括方方面面的政务。到后来，官员连负责领域的制度条文、惯例乃至上司的意见和命令都懒得记了，统统推给幕僚，遇到难题随时“征询”“顾问”，把幕僚的意见当作决策，下达执行即可。
到这时，真正维持各个衙门运转的，不再是满腹八股文章、几年一任“周游”各个职位的官员老爷们，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在本衙门工作的胥吏差役们，以致出现“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的局面。
反过来说，古代官员真的没有必要去认真刻苦地钻研具体政务，因为当官这个活实在太简单了。不过，市场有市场的力量，社会有社会的逻辑，官府只要不横征暴敛，不妄加干涉，经济就会自然发展，社会也会自然进步。要相信市场和社会“自发”的力量，政府公权力并非时时处处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官员的庸碌无为，有时未尝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