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眼见日本气势汹汹地与中国开战，远在美国的容闳希望为国家尽些绵薄之力。沉思良久后，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曾担任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的翻译)写了封信，提出了两条抵御日寇的计策：一是向英国财团借款1500万元，用来购买三到四艘铁甲舰，然后雇用外国士兵5000人，从太平洋抄日本人的后路，让其首尾不能相顾，而中国军队则海陆并进抵御日本;二是由中国政府派专员出面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美的任何一个强国，借款四亿美金，作为对日战争的军费。
蔡锡勇看后马上转交给了张之洞，张看到这两个方案后，眼中闪出一丝亮光。作为当时清政府内部少有的主战派成员，张之洞对中国军队在黄海战场与朝鲜半岛的战况忧心忡忡。武器的落后、士兵的懒散、军官的贪生怕死、军事指挥的失误，让大清的军队节节溃退。张之洞为此大伤脑筋，但作为一个地方大员，他又无能为力。可容闳的这封信让他看到了希望，深思之后，他觉得第二个方案过于激进，有割地辱国之嫌，很难被朝廷高层采纳，于是选择了第一个方案。之后，张之洞一方面写奏折上呈清政府，详尽阐述了借款方案，希冀被采纳;另一方面则命人发电报给容闳，让其速赴伦敦借款。
接到张之洞的电报后，容闳马上从美国坐轮船到达伦敦，开始与英国的各大财团进行接洽商谈。凭借流利的英语和卓越的外交才能，容闳最终说服了伦敦的银行财团，但前提是中国政府必须要用海关关税做担保，履行政府的信誉。
就在容闳与伦敦的银行财团即将商定签约的时候，让容闳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清政府内部帝党与后党的斗争、张之洞与李鸿章的权力博弈等，容闳的借款行为变成了各派利益的角逐场，最终后党占了上风，拒绝把海关关税做借款的担保。理由很简单，一旦中日战争中清廷战败，就会需要大量的战争赔款，到那时海关关税就要作为战争赔款，所以不能用关税进行抵押。也就是说，在后党看来，容闳的行为实在多此一举，因为战争的结果早已不言自明，不需要做什么无谓的抵抗了。清政府的爽约，使得容闳与英国银行财团达成的借款协议不能落实，最终，容闳的提议胎死腹中。
伦敦银行财团知道消息后非常愤怒，认为容闳是在欺诈，准备到伦敦法院控告他。容闳被弄得窘迫不堪，在伦敦东躲西藏，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才狼狈回到了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让自己的国民背上了失信敲诈的骂名，真可谓是古今未有之奇闻。
那么，支撑容闳对腐朽、闭塞、愚昧、顽固的政府的忠诚来自哪里?还真不好猜测。因为即使政府如此失信，留学之父容闳依然在甲午战后穷其精力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尽管等待他的是一盆又一盆刺骨的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