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场和社会有一种微服私访的情结，官民上下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社会上也流传着许多类似的故事。一桩典型的事件是：清代官员长麟在江苏当巡抚时，听说长洲县知县贪腐暴虐，就便服来到长洲私访。他在茶馆里劝导酒保将知县的劣迹和盘托出，竟被闻讯赶来的县衙差役当场抓住并押到县衙。知县高坐堂上审讯，长麟用毡帽蒙住脸，就是不肯跪下。知县顿生疑窦，下去揭开毡帽一看，竟然是巡抚大人，当场跪地求饶。结局自然是长麟依法办事，将知县夺印革职。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一直到现代，荧屏上的反腐题材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都有夤夜孤身、微服私访的壮举，引得观众追捧。可微服私访真的有用吗?微服私访被普遍认为可以促进真实信息的上传，让上级官员了解真相，让光明驱散底下的黑暗。可真能查得实情吗?
古代官场奉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官员不能在籍贯省份和亲属所在地为官，甚至不能去风俗人情相近的地区为官。而中国各地风俗人情差异极大，且古代社会的流动性又小，因此，当本地来了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那是相当惹人瞩目的。具体到长麟的故事，他是生长在北京的满族官员，一来到江苏就能引导酒保将父母官的丑事一一抖落出来，堪称奇迹。
其次，官员们能脱去官服，却难以褪去官威、官风。古代衙门讲究官威、官风，官员们身上总有那么一股异于普通百姓的仪态、做派和风格。品级越高，身居官位的时间越长，这种特殊的味道就越浓。康熙、乾隆都喜欢出巡，而且都标榜自己曾经微服私访、惩恶扬善。可史书记载他们出巡虽然没穿龙袍，没有盛大仪仗，但也是随侍成群、威风八面，根本算不上微服私访。再具体到长麟，他虽不是皇室嫡系，但也是远支宗室，又官居巡抚一职，言谈举止自然和普通百姓不同。
总之，官员微服私访，在大街小巷、乡间地头会显得与众人格格不入。而他们要调查的信息、侦讯的案情，甚或是当地父母官的劣迹，都涉及具体的个人，牵涉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官员很难从知情人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更糟的是，他得到的很可能是干扰信息，甚至是错误信息。
清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就表达了对微服私访效果的怀疑。乾隆年间，著名循吏明恕任太平知府，喜欢微服私访查办疑案。一次，他乔装打扮到乡间查访，经过一座小庙时，发现庙里的老和尚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迎接。明恕大惊，和尚笑道：“一府之内，谁不认识知府大人?”明恕问：“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和尚说：“还不是为了某人某案?”明恕再次大吃一惊。老和尚跪下磕头请罪，说：“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案子在此等候大人的。大人为官清正廉洁，就是太喜欢微服查访了。即使是小民，谁没有亲戚朋友?谁没有恩怨情仇?大家知道大人喜欢私访，就请亲戚朋友故意等候在路旁，见了大人就装作不认识，讲一些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话。大人遇到原告一方的人，自然会听到许多原告的好话和被告的坏话，反之亦然。如果大人碰巧遇到当事人的仇人，就不会听到好话;如果遇到当事人的恩人，又会查访到完全相反的信息。如此查访，能得到真相吗?”明恕听后，默然而归。
纪晓岚讲的故事是虚构的，却道出了实情。官员私访接触到的信息是有限的、片面的，同时，官员很容易被查访对象辨认出真实身份。利益攸关者必然要想方设法将利于己方的利益诉求和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说辞强加给私访的官员。因此，官员微服私访的确能查访到信息，但是不是实情就很难说了。
事实上，查访官员也知道微服私访没有效果。往往是，官员穿上便服刚走出衙门，被查访的对象和衙门就知道了他的行踪，开始布置“接待”工作了。
清末，候补知县李阳谷奉四川总督之命，前往合州私访一件命案的真相。李阳谷扮作商人模样，挤在客船上来到合州，可刚登岸就有两人跪地禀告：“李大老爷，道台大人命小的在此久候，大老爷为何来迟?”李阳谷惊问：“我是商人，与官场中人素不相识，你们认错人了吧?”其中一仆人笑道：“李胡子李大老爷，何人不知?这次来，难道不是奉总督大人的命令查访合州命案的?此事不忙，大人请先入道台衙门小住。”事已至此，李阳谷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而且表明这次来是收私债，不想叨扰官府。两人见李阳谷承认了，就强行带他进入道台衙门小住。虽然李阳谷坚持不告知真实目的，但合州官员心知肚明，也不戳破，只管殷勤招待、轮番宴请。李阳谷不得已在官署中住了好几天，之后坚持要走，合州官员不再挽留，对李阳谷摊牌：“你的事，我等早就知道了，何必讳言?这里有三千两银子权当孝敬。”李阳谷无话可说，当即告辞回了成都。
李阳谷这样的官员，还算是好的，一来是有心要查访实情，二来是没有借机吃拿卡要。同时期的许多官员，却都将微服私访当作以权谋私的事由，吃了原告吃被告，最后拍拍屁股走人。这样的微服私访，完全背离了沟通官民、惩恶扬善的初衷，成了官员依托民意搞腐败的工具。
无奈的是，古代中国官民隔阂太深，百姓对官场腐败积怨甚重，因此热切盼望着有青天大老爷微服私访，荡涤身边的黑暗。百姓对微服私访一直追捧，有少数官员就号准百姓的喜好，摆出微服私访的架式，沽名钓誉。这股追捧微服私访的民意，本质是对人治的呼唤，希望政府官员能够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将个人的幸福与否建立在能否遇到一位好官的基础上。这可能比官员得不到真实的信息更加危险。
既然不能对微服私访寄托太高的希望，那么如何才能解决上下信息不畅的难题呢?官员如何才能了解实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纪晓岚在明恕的故事之后，指出审案的关键是“虚心研察”，“信人信己，皆非也”。官员对微服私访获得的信息、证据，有着天然的信任，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意见，这时候再要采信其他证据，难度就比较大。所以，官员要“虚心”，摒除成见，不带任何偏见地仔细研读资料，推敲信息，做出判断。清代袁守定说得更形象：“凡审词讼，必胸中打扫洁净，空空洞洞，不豫立一见，不豫著一物，只细问详求，其情自得。若先有依傍之道，豫存是非之心，先入为主，率尔劈断，自矜其明，转致误也。”推而广之，只要官员不偏不倚，就能最大限度地杜绝冤假错案和糊涂政务的发生。
有一种观点，承认微服私访在信息获取方面非常有效，认为它可以密切官民联系。但密切官民联系的方法有很多，不必时常微服私访。天天把调查研究挂在嘴边的人，不一定是了解实情的人;时常把百姓疾苦挂在嘴边的人，不一定是真心挂念百姓的人。只要官员不游离于百姓群体之外，不搞特殊化，那么他和百姓的联系就是难以割断的，也就不必借助微服私访之类的举动来密切官民关系。
总之，清官贤吏不一定微服私访，微服私访的也不一定是好官。有为民办事、做好官的心，远比搞微服私访的花架子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