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宣在金州当知州，市长级别，算是帝国重用之干部了。只是国家与人民对得起他，他却对不起人民与国家。张氏在金州知州任上，贪污贿赂，徇私枉法，坏事干绝，结果被双规了。张氏这案，按《皇宋刑统》当判死刑，但法官援引旧例，判他主刑是流刑，流放海南;附加刑是脸上刺字，另打三五板屁股。
这案子如此审判，已是皇恩浩荡，但神宗皇帝觉得这样还不够，于是就把这案子提到常委会再议。大臣苏颂说，张市长这案判得太重了。宋神宗说，那就减轻些，不打屁股，单在脸上刺个字算了。苏颂说，不行，张仲宣好歹也是个市长，算中高级干部了，把中高级干部与那些强盗蟊贼弄成一个样，皇家就没体统了。宋神宗高兴地点点头，将这案子改判为“免仗黥，流海外”。屁股不打了，脸面也不破了，判他一个异地为官好了。
其实，按大宋祖宗法度，这个张市长砍头十回都不冤枉。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颁布的《宋刑统》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张市长贪污何止15匹?此外，大宋在刑法中还明确规定，即使碰到大赦，贪污犯也不准搞什么监外就医、取保候审之类的特赦。
可见，张市长这案子，看上去平常，实则在大宋法律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从此，大宋干部犯法走进了新时代，对贪污等职务犯罪，审判不再唯条条框框，而是“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且“永为定制”。
为了让大宋干部率先进入和谐社会，在审判过程中还加了一条皇恩大于皇法的规定：“品官犯罪，三问不承，即奏请追摄。”也就是说，上了级别的干部犯法待审，可被准许问三次。“您老人家贪没贪啊?”答曰：“没贪。”再问：“您老人家真的没贪?”答曰：“真的没贪。”再问：“您老人家真的没贪啊?”答曰：“真没贪，是您搞错了。”“哦，我们搞错了啊”，法官对嫌疑犯说，“走，咱们去喝个酒，我请客，你买单，替你压压惊。”
不过，这“三问不承”即放人的规则，主要针对的是嫌疑犯，也就是说证据不是很充分的职务犯罪者。如果人证、物证都板上钉钉了，那你可能得赶快认罪，法庭上也是安排了竹板子的，“若情理重而掩隐，方许枷讯”。不过就算坦白，大宋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取掉帽子即可抵取下脑袋。如果真关了起来，住了牢房，也不要怕，体验一把生活嘛。过不了一年半载，出牢了，工作还是有安排的：根据不同情况，“授诸州参军，余授判司，京朝官、幕职、令录簿尉，等第甄叙”，可谓付出有“道”。
在大宋，只要是干部，无论犯了什么法都没多大事。宋仁宗时有个宣徽南院使叫郭承祐，“坐盗金银什物，计赃一百四十一匹”，没啥事。单是贪污，不入罪也罢，只是这个郭承祐凶残无道，在职期间随意决配士兵和百姓，害死多条人命，还有诸如“且擅留粮纲，批宣头，不发戍还兵”“借用翰林器，出入拥旗枪”等罪。处理此案的是包拯，他把铡刀磨得通亮，可案情报给皇帝，结果却只是“罢宣徽南院使，许州都总管，徙节保静军、知许州”，职务还是市长级别。
执法特人性，只是那些惨死在郭领导手里的士兵与百姓呢?人性体现在哪儿?若是法律面前对人人都人性，那没啥说的，只是大宋官员犯法从不同于老百姓。比如处理一般盗贼：“令盗贼十贯者，奏裁;七贯，决杖、黥面、隶牢城。”同是盗取财物，官盗盗了千贯万贯都没事，民盗盗了10贯就掉脑袋，人性何在?别说什么人性化执法，干脆叫“官性化执法”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