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拟擢升朔方行军大总管牛仙客为工部尚书，遭到中书令(宰相)张九龄的坚决反对。而一年多前，张九龄在牛仙客父亲的碑铭里还这样称赞牛仙客：“为国之良，用商君耕战之图，修充国羌胡之具，出言可复，所计而然，边捍长城，主恩前席……”
前后仅一年多，身为大唐名相的张九龄为何对牛仙客的态度如此判若云泥?难道张九龄是出尔反尔言不由衷的小人吗?
牛仙客出身泾州县府小吏，后以军功逐渐做到河西节度使、朔方行军大总管。他勤勉为政，治军有方，尤其在河西节度使任上时，厉行节约，积蓄财物，政绩十分可观，时人评价他“边人咸赖，出任靖国”。所以，张九龄当初这样评价他，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
后来，时任礼部尚书的李林甫嫉贤妒能，于是想援引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事(副宰相)，来排挤深受玄宗赏识的张九龄。
牛仙客治军有方、军功卓著是事实，可治军与为政毕竟不是一回事。副宰相近于百官之首，其言行关乎国家的兴衰和百姓的命运，其人选不可不慎之又慎。就牛仙客的学养、识鉴等而言，他着实不具备当宰相的素质和能力。由此可见，张九龄之所以坚决反对唐玄宗的决定，绝不是因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对大唐江山社稷的考虑。
然而，早在如何处置安禄山这一问题上，张九龄便和唐玄宗产生了分歧;在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的废立上，张九龄又和唐玄宗争得不可开交;这一次，加之李林甫的挑拨，唐玄宗极为震怒，呵斥张九龄“事总由卿”!张九龄无可奈何，他的诤谏因唐玄宗的固执而毫无结果。
同年，张九龄的好友兼下属—中书侍郎严挺之在处理王元琰贪赃一案上被认为有徇私的嫌疑，张九龄也被怀疑与严挺之结党营私，遂被贬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继而被贬为荆州长史。同日，李林甫取代张九龄，并加封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官拜工部尚书、知门下事。
牛仙客在相位上只知明哲保身，对皇帝唯命是从，对李林甫唯唯诺诺，在决断大事上更是循规蹈矩，从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牛仙客等人的尸位素餐，助长了李林甫的嚣张气焰，让他得以专擅朝政为所欲为，最终为大唐帝国酿成了不可挽回的祸患。
张九龄的前后言行看似矛盾，实则是一致的：对牛仙客称誉备至，不仅是出于同朝为官的友情，更是出于对牛仙客治边有功的肯定与鼓励;而他坚决反对唐玄宗对牛仙客的封赏，更反对让他入相参与政事，更是出于对江山社稷的维护。
“风度得如九龄否?”张九龄罢相之后，每当有人荐引公卿的时候，唐玄宗都会这样问一下，他对张九龄的思慕之情可见一斑。20年后，仓皇幸蜀的唐玄宗想到张九龄的远见卓识，想到他的赤胆忠心，不禁涕泪横流，可惜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