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一定要分个三六九等，人有贵贱之分，职业也有高低之别，古代职业的传统排序为“士、农、工、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地位最低，直到今天仍有所谓“无奸不商”之说。
商人不仅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歧视，而且商业活动充满危险，被匪抢兵欺官府打压是常事，辛苦购产置地也往往遭到强权瓜分。
由于货币经济不发达，缺乏信贷制度，古时的货物大多为现金交易，有时商人进行大规模的交易个人携带的银子高达数千两。因此，行走于驿站通衢间的商家无可避免地成为强盗土匪眼中的肥肉，加之古代“法律与秩序”极为淡薄，与相对应的公共安全也就无从谈起。
商业路线上有组织的盗匪的活动外，搬运工和船夫也经常是伪装的歹徒，而城镇则藏匿了大量的“流氓”失业者或半失业者，都是未能充分就业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哪怕能够获得一小串的钱，这些人什么事都愿意干。在发生内战的年代，所有这些因素自然会变得乱上加乱。
即便在和平的年代，作为警察力量的衙门吏胥、信使、衙役及狱卒，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周边的乡村都人手不足，无法为商业活动提供保护，这些人甚至还会助纣为虐，官匪勾结，害得商家人财两空。
此外，由于其他税收不能满足需求，各地官府在水陆商业路线的某些关卡处对所有商品征以过境税，即声名狼的“厘金”。曾国藩在对抗太平天国运动时主要的资金来源既这种过境税。
商人不能参与朝廷决策，但却被常常强行征幕，皇家遇到麻烦比如说天灾、战争或任何需要钱的时候，巨贾大商则会被要求出钱。元末明初的江南巨富沈万三，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到头来沈家牵入蓝玉之案，被朱元璋充军云南，财产没收，下场甚为悲惨。
从事商业的风险极高，商业扩张的可能性也严重受到制约。商人们如果要进行工业资本投资，就会受到朝廷的反对和打压，统治者喜欢老老实实种地并提供粮食的农民，对商人扩张视为投机和不安定因素。因此，对于异常成功的商人及其后人来说，退出商业的诱惑很强烈。由于只有受教育的学者才能获得社会声望，才能加入令人迷恋的文官“绅士”圏子，商人们退出商业的欲望就会更强烈了。因此，只要有可能，商人往往选择购买官职，或购房置地，成为一位绅士。
然而皇室不允许贵族、地主的势力扩张，常常有预谋的打击拥有庞大地产的家族。北魏于隋朝，都对士族发起过致命的打击;唐朝则不时地对佛教寺院财产进行大规模查抄。在南宋的最后20年，南宋试图从东部沿海的地主那里购买每户超出100亩以外之土地的1/3，但购买价格几乎只是象征性的，所以这笔交易与查抄没有多大差别。出身农民的朱元璋，曾开展了一系列的查抄豪强之家的活动，其中不少于10万人似乎因此殒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