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一般都是悄悄地搞，偶尔动静弄得大点，就已经很令人侧目，公然创建一条产业链大卖的，更是少之又少。但乾隆年间就有这么一个卖官的典型—湖南布政使郑源瓙。布政使虽只是一省的副省长，但执掌着府州官员的考核安排大权，郑副省长就是靠着这一点创建了一条卖官产业链。
原则上，府、州、县的各级官员都是朝廷按需派下来的，有一个坑发一个萝卜，副省长只有按坑种萝卜的义务，没有卖坑给萝卜的权力。然而，到了郑副省长这一亩三分地上，事情就完全变了样。每当中央派来的新“萝卜”报到时，郑副省长总是和颜悦色地对他说：“那个位置上现在还有人，暂时不要去，等另外有了肥缺再安排你。”这一等，往往就是半年、十个月，“萝卜”们一个个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免私下四处打听“行情”。纵使某“萝卜”打听到某处有了空缺，请求去填那个坑，郑副省长也不急不恼，只是笑嘻嘻地答应，却迟迟不肯下发委任状。“萝卜”们终于明白了，坑是要花银子买的!郑副省长根据坑的大小明码标价，一般在一万两白银上下。对一个还没有上任的“萝卜”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没钱?不要紧!郑副省长早就为你谋划好了：有关州县的书吏、衙役一接到通知，立马就来为你缴费，让你轻轻松松上任。
这些书吏、衙役都是大善人吗?当然不是!俗话说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有了这万两银子垫底，新上任的州县官就会肆无忌惮地收取各项费用，以作为这万两银子的利息。
新官们就这样被挟持上了贪腐之路。极个别独立特行的官员不肯同流合污，当然没有好果子吃。长沙府湘乡县知县张博实授七年，实际在任不满四个月;湘潭县知县卫际可实授五年，实际没有做一天官。极个别的人，当然影响不了郑副省长营造的“大好形势”，湖南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被网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歆享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产业链最给力的一环是办案。官员命衙役们“先到原告家需索银两，谓之‘启发礼’。次到被告家，不论有理无理，横行吓诈，家室惊吓，餍饱始得出门”。这还不算，家族中的保人、案子里的证人都要被一一勒索。老百姓吃足了告状的苦头，哪还敢轻易打官司?当时还有民谣说“被盗经官重被盗”!这样一来，谁还愿意报案?因此，做强盗、当土匪成了当时安全系数挺高的行当。全省盗贼蜂起，但官员们住在壁垒森严的衙门里，加上捕快皂吏的严密保卫，可以高枕无忧，受害的却是劳苦大众。
郑副省长那张“官系网”里的大小蛀虫们都很安分，很和谐，活得十分滋润。郑副省长也理所当然成了“先富起来”的领头羊：“家属四百余人，养戏班两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其生活之奢华淫靡，可见一斑。
不过，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后来，一位姓罗的副部长揭发了他，郑副省长就被双规了。他的后台老板没能保住他，他也不曾发明外逃的路子，结果只能丢了饭碗。
考察郑副省长的所作所为，他很有资格被尊为“若要富，动干部”的贪腐思路的鼻祖。其人死不足惜，只是杀一两个贪官，老百姓能暂时出一口恶气，可过后呢?新来的官就一定比旧官清廉?不见得吧!正如记录这一腐败大案的姚元之所说：“依仗权门鱼肉百姓，正不独一郑源瓙也。”总不能让乾隆把遍地蝗虫般的贪官统统杀光吧?根本还在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