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时，泰州知州曹玮锐意改革，州富民安，政绩卓著，成为全国州县治理的先进典型。后来，曹玮因年事已高，屡次上书请求辞职，宋真宗只得同意，并就新知州人选征求枢密使王旦的意见，王旦推荐李及出任。
消息传出，举朝哗然，大家一致认为李及尽管品行端正，但属庸才之列，因为他既无文凭(非科班出身)，又无地方任职经验，而且性格懦弱、胆小怕事，虽办事谨慎，但魄力不足，恐难以胜任边疆大员之职。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此人出任，泰州日后必然由治到乱，沦落成全国落后地区。有大臣将意见反馈给王旦，王旦笑而不语，并在皇上面前担保，力荐李及上任。
李及出任知州后，一连三年，泰州不仅政通人和，而且没有发生任何群体性上访事件。众人先是惊奇，而后纷纷赞叹王旦识人有术。王旦这才解释道：“曹玮知州七年，羌人折服，曹玮处理边事可谓尽善尽美，新任知州只需照章办事就可以;若派强人出任此职，少不了新官上任三把火，会采用新的措施，反而不好。我之所以举荐李及，是因为他忠厚老实，必会萧规曹随!”
21世纪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人才!于是“人才难得”成了当下很多领导的口头禅，而王旦一语点醒梦中人：庸才也可用，就看你会不会用。用得好，庸才变人才;用得不好，人才变庸才。因此，领导需要有火眼金睛，把庸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以便发挥其作用。
王旦确属高手，既看到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又看到谁适合这个岗位。但要用活庸才，只有火眼金睛显然不够，还需要机制上的创新。这样才能挖掘更广大庸才的潜能，庸才也才能在实践中完成蜕变。
同样是秦国，同样是那些人，商鞅变法后，秦国却从“蛮夷小族”一跃成为“虎狼之国”，为最终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什么原因呢?正是机制让秦国人从平庸变成非凡。
经济上，商鞅废井田开阡陌，重奖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赋税。结果，过去成天游荡、无事生非的庸民不见了，个个摇身成为“劳模”。秦国的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为富国强兵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军事上，商鞅奖励军功，规定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者，可授爵一级，担任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两个者，可授爵二级，担任百石之官，以此类推。他还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于是，原来打仗时贪生怕死的所谓“庸兵”不见了，战场上到处是奋力杀敌的勇士。韩非子说：“秦人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就无所谓生死。”这样的军队，天下谁人能敌?
明朝的张居正也是如此。万历四年(1576年)，他强力推行“考成法”，对完不成任务的官员一律进行处罚。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山东17名、河南2名官员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如此一来，原本“庸懒散”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官员个个奋勇争先，冲锋在前，生怕被列入裁冗之列。只因机制转换，一大批庸官摇身一变成为王朝中兴的顶梁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