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出行工具是最能体现等级的标志，高头大马和八抬大轿就是这方面的极致。
刘邦建立政权后，因找不到相同颜色的四匹马为他拉车，只好改坐杂色的马拉的车，而宰相据说坐的是牛车。除了坐车，那时候人们也骑马出行，但刘邦规定，禁止商人骑马。这个命令也叫做“贱商令”。禁止商人骑马，说明非商人阶层是可以骑马的。但除了官员之外，一般老百姓，如果不是在牧区生活，平日要骑马代步，恐怕还是有些困难的。
历史上确实有不少朝代要求当官的以马代步，上朝、出行除了坐轿就是骑马，骑马就是官员的特权。唐朝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暗杀，他的马跑回家，家人才知道武元衡遇害，说明唐朝的高级官员骑马。宋朝宰相王旦，据说连为他牵马执缰多年的役卒都不认识，只是在这位役卒因退休前来辞别的转身瞬间，他才从背部看到熟悉的影子，猛然想起这是一个为他服务多年的勤杂人员。这说明，宋朝的宰相也是要骑马的，并且还有专门人员为他执鞭随镫。
到了明朝，轿子已经非常流行，官员们对于轿子的热衷胜过了骑马，但朱元璋严禁一般官员坐轿，不过这种禁令到明朝后期就成为了具文。人们如此热衷轿子，是因为轿子比马匹更能体现等级的荣光。骑再好的马也不过一匹，但是坐轿子，就可以有一群人供你驱使，而这群人的数量与你的官品和身份成正比。官员坐轿出巡，排军鸣锣喝道，仆从前呼后拥，平民百姓走匿回避，回避不及的要趴在路边磕头，不回避也不下跪的会被抓去治罪。在当时，这是官员最完满的自我实现方式。
在明朝，中央大员外出视察，无不向地方强行“索轿”，地方官员当然不敢怠慢，只好给老百姓强派抬轿的差役。给上级来人备轿子、抬轿子，成为官场潜规则。流风所及，有些官员告老还乡，也要求甚至命令途经的地方给他大轿伺候，以突出衣锦荣归的声势;一些家居的士大夫、绅士，也往往向当地的政府索要轿子办理私事。地方上伺候大员的轿夫，有些是无偿的差役，有些是花钱雇的，但是雇轿夫的钱仍然由当地百姓承担。给上级官员抬轿子，已然成为地方的沉重负担。
官轿挥霍扰民，因此嘉靖时期一个叫做张永明的官员，就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查处这样的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升光禄寺卿(正三品)，赴任时，王某和家人坐八抬大轿3乘，四抬大轿4乘，总共用了340个扛夫和轿夫，一天花费差银四十余两，从南京到北京三千里路，浪费差银不下千两，这派头确实让人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