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的穷，大约是历史上最为出名的。
穷到什么程度呢?首辅李东阳，冬天烧不起煤;大清官海瑞，吃肉成了新闻;就连《明史.食货志》里也说，“自古官俸之薄，无有若明代者。”
俸禄低到连后世史官都看不下去，明代官员过得也忒惨了。
但当这样的事实与另一份史料进行对照时，却显得别有意味：明朝享国276年，通过科举层层选拔产生的进士多达24000余人;而根据《中国教育制度通史》记载，明代仅乡试一项，合格率平均大约只有4%，更不用说更加严苛的会试了。
这两份史料说明了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明代官员穷，可想当官的人却多，并且不是一般的多。
这就很诡异了，都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当官既然不挣钱，那这些士子寒窗N年，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你推我挤，到底是为什么呢?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有相当多的学子，是抱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走上仕途的。但关键在于，理想再丰满，也不能当饭吃，海刚峰再清绝脱俗，“食色性也”的要求也得满足——海大人一生娶妻三次、纳妾两位，若不是这么折腾，他大约能稍微宽裕点。
按照常理，在这24000余位进士中，绝不可能人人都像徐阶、张四维这样身家巨万、不愁衣食，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明朝的官员，很有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穷。
有人可能要说：废话，当官的大权在握，若是贪污腐化，当然穷不了。
但实际上，有明一代，清如水、明如镜的官员固然少，但真正敢放开手脚贪污的人数也并不太多，毕竟明朝的御史们还是相当尽责的——与钱比起来，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命比较重要。
当清官活不了，当贪官没胆子，那明朝的官员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明朝官员的灰色收入——常例钱。
一、地方官员的生财之道
常例钱，顾名思义，就是各级官员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形成的不成文收入，虽然国家制度中没有规定，但是你若是不掏这个钱，就什么事都办不成。说白了，就是“吃拿卡要”。
常例钱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宋到元，官员们都有类似的灰色收入，而到了明朝，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各类常例钱更是五花八门、种类翻新，成为了各级官员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明代地方各级政府中，刑名、钱谷这两项事务是常例钱的重灾区。
《明朝那些事儿》中曾详细描述过“淋尖踢斛”、“银钱火耗”两项常例钱，这些都属于“钱谷”一类，不再赘述。实际上，“刑名”——也就是司法事务中官吏索要的常例钱，花样更是繁多。
《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武松刺配孟州安平寨，刚进大牢，就有好心的犯人提点他：“......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这位囚犯所说的“人情”，便是常例钱的一种。
武松是硬汉，自然不吃这一套，但若不是施恩有求于他，至少一百“杀威棒”是躲不了的。
寻常人既没有武松的身手，也没有武松的运气，自然要老老实实地送上这份“人情”。
明末文学大家王猷定曾写过一本《浙江按察司狱记》，记载了大量地方官吏靠着“吃囚犯”发财的例子——
嘉靖年间，杭州府有一位姓朱的乡绅，被人牵连下狱，在监狱里蹲了好几年。
一进监狱，就有人告诉这位朱先生：首先得向狱官缴纳常例钱，之后还有狱吏、牢头一干人等，一个都不能漏下，要不然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按照这位乡绅的说法，只要给足了常例，就算犯的是重罪，在监狱里一样能吃好喝好，个别巨有钱的大财主甚至能在监狱里自己盖房(自构精舍)!
但若是不交常例，苦头可就要来了。
明朝监狱中有一种名叫“套监”的牢房，盖在肮脏潮湿的地方，专门关押这些不交常例的犯人。此外，这些狱吏们还特地在牢房里“覆以腐草”，各种蛇虫鼠蚁都往这里面钻。一旦进了这种牢房，犯人们想睡个安稳觉都不可能。
小吏们就如此难打发，公堂上的正主儿就更不例外了：罪犯家属若不上下打点，那就先关你个一年半载再审，一直关到你老老实实送钱为止。
刑名、钱谷，只不过是常例钱的冰山一角，地方官吏在水利、治安，以及漕运、盐政、卫所等事务中都能想出收钱的办法。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谭纶曾经上书记述过军队中索取常例钱的情况：“初至即索见面之钱 ,随事悉有常例之贿。”，搞得士兵怨声载道，甚至产生了大量士兵逃亡的现象。
那么，一个地方官，如果不另行加码，只收取基本的常例钱，每年能有多少呢?
海瑞在浙江淳安任知县时，曾经详细记述过前任知县每年所收的常例钱、物种类，林林总总有21项之多，全部折算成现银高达两千六七百两白银，几乎是一个县官俸禄的一百余倍。
淳安县境不过80里，是当时浙江省内最为贫穷的县城之一。而按照海瑞的说法，一个知县在这里干上三年，就算不另行贪污，也能获得八千多两的“合法”收入，再加上到任时的“接风钱”、离任时的“饯别钱”，每笔都在千两上下，收入就更加可观了。
需要说明的是，知县的这笔收入，并不能完全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要拿出大约三分之一，上贡给自己的顶头上司——知府。而知府也得照章办理，如此层层上交，逐渐形成了一张闪着白花花银光的利益大网。
二、京官的敛财之术
相比地方官而言，京官捞取常例钱的渠道就要少得多了，因为他们不直接接触地方事务，“县官不如现管”，京官的手再长，也不可能直接伸到地方上去抓银子。
那么，京官就没有办法收钱了吗?当然不是——
身为京官，他们的常例钱基本都来源于各级官员的“进贡”，而其中最大的一项来源就是“考察”。
明代的“考察”制度，初期并不定期，直到弘治年间，才定下了“京官六年一次，外官三年一朝觐，典察随之”的制度。
每到考察期，是地方官员最忙碌的时候——油水大的想保住位置，没油水的想换个地方......为此，地方官员们必然要托关系、找朋友，无论是老乡亲族、同榜进士、座师上官......只要是能搭上一点转弯抹角的关系，这些地方官们莫不趋之若鹜，而开路的，当然是白花花的银子。
关于朝觐年的这种情况，海瑞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京官收租之年”。嘉靖年间大学士张璁也说过：“顷来部院诸臣，有志者难行，无志者听命，是部院为内阁之府库矣。今之监司，苞苴公行，称为常例，簠簋不饬，恬然成风，是监司又为部院之府库矣。”
更有甚者，例如严嵩之类的贪官污吏掌握吏部大权时，他们更是利用手中的权利，直接为自己的亲信安排各种肥差，其中的利益输出更不是普通的常例钱可以衡量的了。
那么，京官们如此堂而皇之的收受“常例”，皇帝的态度是什么呢?
其实，明朝皇帝中，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大力肃贪之外，在他之后的帝王们对这些“常例钱”大约都抱着默许的态度，因为皇帝也了解，官员的俸禄实在太低，总得给人一条活路。皇帝有皇帝的道理：俸禄不够花，再不让官员捞点灰色收入，那谁来干活?难不成什么事都让朕自己上?
——所以，“民不举，官不究”，只要你们别整的太过分，就这么着了。
皇帝默许，百官也就放任自流。于是，“常例”种类越来越多，官员的宦囊也越来越鼓，明代的社会风气也就越来越坏。但在广大读书人看来，当官如此有利可图，自然都要争着去考科举、博功名：“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人诚不我欺也!
但是，官员们高兴，老百姓却很不开心。这种不开心越积越多，最终来了一次总爆发——这一下，就给大明王朝送了终。
都说百姓是国家的基石，大明朝的官员们却把百姓当做ATM机，焉有不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