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九年(803年)，饱经仕途坎坷的韩愈终于时来运转，升任监察御史，与刘禹锡、柳宗元成了同事。
三位文豪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常在公务之余饮酒赋诗，堪称“大唐铁三角”。尤其在韩愈揭开“古文运动”的序幕后，柳宗元立刻发声力挺，并创作了《黔之驴》《种树郭橐驼传》等摆脱俗套、言之有物的文章。韩愈对柳宗元极为赞许，二人携手掀起新派文学的狂澜。
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韩愈就出事了。他先是上疏炮轰“宫市”(皇家专属生意)的弊端，接着揭发嗣道王兼京兆尹李实罔顾天灾、横征暴敛的罪行，要求朝廷废除苛捐杂税。从皇帝到权臣，这个打击面太大了，最后唐德宗听信李实的构陷，认为韩愈是专门惹事的刺头儿，将他贬为阳山县令。
眼看前程毁于一旦、忠诚惨遭践踏，韩愈的心情跌至低谷。而此时刘柳二人继续得到朝廷重用，并成为政坛上炙手可热的红人。因为刘柳二人属于李实的部下，所以心态严重失衡的韩愈开始疑神疑鬼，认为是他们在背后对自己捅了刀子，从此对他们怨恨有加。在韩愈写的连《旧唐书》都认为有失偏颇的《顺宗实录》中，他酸溜溜地说：“王叔文(当朝重臣)把刘柳二人带进宫里，什么都跟他们商量，可谓言听计从。”更过分的是，韩愈借撰史之机诋毁由刘柳二人主导的“永贞革新”，完全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
后来唐德宗驾崩，李实被贬官，但韩愈仍迟迟未被召回长安，只是调到离长安稍近的江陵任参军，这更让他怀疑朝中有人针对自己。他写过一首《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的长诗，其中有言：“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也就是说：满朝才俊，朝廷偏偏看中刘柳二人，很难不让我怀疑是他们泄露了我关于朝政的某些言论，从而造成我现在的困境—虽无法断定，但我先把话撂在这儿，他们绝对有问题!
后来“永贞革新”失败，唐宪宗即位，韩愈被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这场翻身仗让韩愈深感欣慰，再加上此时刘柳二人过得很惨，韩愈不再计较过往恩怨，依旧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韩愈以为自己很大度，但因他狭隘的猜忌，“大唐铁三角”的风光不复从前，倒是刘、柳二人的情谊愈发牢不可破。
当然，韩愈品行不坏，还很古道热肠、乐善好施。著名诗人孟郊、张籍还是草根时，就是韩愈极力帮助他们上位的。他还曾资助十几个亲友的孤女出嫁，甚至很多来找他办事或拜师的人都住在他家蹭吃蹭喝，有时“僧多粥少”害得他连早饭也吃不上，他却照样乐呵呵的。唯独在对待刘柳二人这件事上，他因急功近利而失了分寸。
韩愈死后，刘禹锡写了一篇《祭韩吏部文》，回忆当年与韩柳二人相交的场景，感情相当复杂—自从与你结识，我非常愉快，你才学广博且勇于追求真理，常用精辟的语言开导我，如醍醐灌顶，使我思路开阔。你擅长写文，而我擅长议论，我们常为学术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柳宗元便笑眯眯地站出来为我们打圆场。如今想起那段时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沉痛地写下“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此时柳宗元已离世七年，韩愈也已离世两年，曾经的少年意气如风流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