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编纂的《明史》说张献忠杀人如草，还特别立碑明志，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就是有名的“七杀碑”。不过，七杀碑是否真实存在，考古学家们却众说纷纭。
张献忠，是明朝末期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人物，草根出身的他，在成都创立了大西政权。但是，这样一位揭竿起义的勇者，却也是屠杀无辜民众的惨案制造者，这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来自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两位传教士，在他们的《圣教入川记》中，给出了具体的描述。
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分别在1640年和1642年入川从事传教活动。在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成都建立起来以后，他们二位被作为咨询顾问，引荐给了张献忠。初见张献忠之时，两位洋教士为其讲述了很多新鲜、新奇的洋知识，这让张献忠非常高兴，并将其二人作为上宾款待，且封为“天学国师”，由朝廷发俸禄。
就这样，二人一直追随张献忠，亲历了其血腥残暴的屠城事件，同时，也目睹了张献忠的死亡全过程，并将这些记录在《圣教入川记》中。在最开始，两位传教士对于张献忠的评价还是颇高的，比如：形容其胆识过人、有勇有谋、雷厉风行、决断过人、治国有道等等，但是，到了后来，随着紧密的接触，深入的了解，张献忠残忍不仁，嗜血成性的本质也逐渐暴露出来。
可以说，暴露出来的真实的张献忠让他们都觉得不寒而栗。
关于张献忠的残忍性情，在他们的书中有过详细的描写：张献忠性情残暴，嗜好杀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嗜血本性，他每天平均要杀一二百人才能作罢，而这样恐怖的统治持续了一年零五个月，也就是说，张献忠累计杀了十余万人。还有，张献忠不喜欢僧人，所以，对僧人开始了屠杀，成都城内的两千多名僧人被残杀，无一幸免。
在书中还讲述了，在张献忠初建政权的时候，朝堂之上的官员一共有千人左右，离开四川的时候也有七百多人，但是，到了张献忠临死前，仅剩下25个人。这些人都是被张献忠残杀致死的，有的是直接砍死，有的是鞭打致死，还有被处酷刑，折磨至死的，比如，掀去头皮、凌迟刮肉等等，总之是非常残忍了。
1645年的冬天，张献忠下了一个特别残忍的命令，就是：除了大西政权官员及家属以外，成都城内的所有居民都要杀光。这两位外国的传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惨案整个的发生过程。安文思在书中给了这样的描述：在1645年的冬天，张献忠派人在士兵内部散步谎言，蛊惑人心。他们说有敌人的大部队要过来攻城，必须马上操练兵马，做战略准备，随时迎敌征战。
第二天，所有的将士集结起来，仿佛马上就要征战沙场一般。张献忠让部下秘密通知各部的将领，为屠城做好准备，命令要全部杀光，一人不留。并谎称：“城里的百姓已经暗通敌军，引得敌军进入蜀地，进行造反，所以，要对全城的居民进行屠杀。所有的将领、士兵都不得外传，遗漏军机。”所有的官员和士兵得知命令之后，都做好准备，来迎接次日的大屠杀行动。
并且，预备在杀完居民之后，渡河迎战敌军。不久，成都城内的屠杀行动便开始了。这两个西方传教士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随后不久，张献忠率领着士兵，分别从城东和城南开始屠城，二十余万的成都无辜百姓被残忍杀害。
在书中，对屠杀的场景也进行了描写：这些士兵见到人就杀，无论男女老幼，城内哀嚎遍布，惨绝人寰，血流成河。有众多百姓被抓，并被聚集在南门的沙坝桥边，张献忠来了之后，众人跪地求饶，高呼无罪，大王为何要残杀我们这些百姓呢?等等。但是，人们的恳求，哀嚎，并没有换来张献忠的半点怜悯之心，甚至两位传教士跪地求情，也没有能让张献忠停止杀戮。
就这样，无辜的百姓们在张献忠的乱刀和马蹄之下丧命。
经过一顿屠杀，城内一片死寂，尸体堆积如山，河水被血染成红色，情景非常残忍，惨不忍睹。杀光城中百姓的张献忠，在离开成都城之时，又下令放火烧城。成都境内，成为一片火海，大量明朝的建筑付之一炬，人畜也随之化为灰烬。
张献忠离开四川的时候，觉得宫内的女眷太多了，拖累军队前进的速度，于是，便下令将营中的妇女，引至宫外一律屠杀。张献忠宫内的嫔妃一共三百多人，除了留下二十多人服役之外，剩余的二百八十多名妇女均被杀死，情景又是一片惨烈。
那一天，张献忠杀死的妇女人数累计有四十万人之多。杀完人之后的张献忠还异常兴奋，对百官说：杀光了这些女人，我们的士兵就前行无阻，毫无拖累了，一定能取得胜利，夺取天下。
至于张献忠的死，这两位传道士也是亲眼目睹。
在西历1647年，张献忠突然接到密报，说敌军已经到营外对面的高山之上集结。张献忠听后，没有细问，便骑上马，带着一把短刀和几个小兵，一名太监，来到了小岗之上。正在他探望之时，一支箭飞来，正中张献忠的肩膀之上，并刺穿心脏，张献忠顿时倒地，疼痛不已，血流不止，最后死亡。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
不久，清朝的官员来到成都接管事务，发现在城内竟然连适合办公的地点都找不到，只能暂时在保宁设府，直到顺治十六年，才把省府重新搬回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