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春王正月》里有这样一段文字：“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通俗来说也就是封建时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即正妻所生长子有权继承所有财产，即使嫡次子或庶子比他贤能，也只能将一切给嫡长子继承，这一制度在西周宗法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封建时代，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比如“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他是晋武帝司马炎和皇后的嫡子，虽然是嫡次子，但嫡长子司马轨两岁早夭，所以只能让智力低下的司马衷继承皇位，导致司马衷沦为悲惨的傀儡帝王。
又或者明太祖朱元璋宁可传位给嫡长子所生的长孙朱允炆，也不愿传位给儿子朱棣;明成祖舍弃屡立战功的朱高煦，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也都是由于嫡长子继承制的缘故。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嫡次子或者庶子们无论如何贤能，只要是与嫡长子争夺来的皇位，都容易招致非议，例如朱棣和李世民。
其实嫡长子继承制之所以为世人沿用千百年，也有着它自身的时代适应性，和封建时代的社会特征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首先就是因为中国古代遵从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如果没有嫡长子继承制，那么家族财产的分配会变得混乱不堪。在家产面前谁都不会愿意退让，但如果有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就只能老老实实按制度分配，可以有效避免家族封地和财产实力因后代的分割而逐渐变弱，也减少了大家族分崩离析的风险。
《大明令》中就有明文规定：“凡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也是一种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贤能”这个说法其实是个比较缥缈的东西，具有主观性而且有不同标准，很难做到所有人都信服;“嫡长”则不同，它是个完完全全的硬性规定，不容易生出更多的枝节，也有利于财产、家业甚至皇位更加稳固地传承下去。
不过嫡长子继承制度也会由于家主(皇帝)的喜恶而改变，或者由于生母受宠的程度而变化。比如汉昭帝是汉武帝最小的一个儿子，即使嫡长子身死，他也并不是接下来的顺位继承人，可是因为汉武帝喜爱他，最终还是选择立其为太子，以至于刘弗陵8岁就即位当上了皇帝。
嫡长子继承制被破坏的时候，很容易造成混乱甚至手足相残的局面，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太子胤礽为嫡子，本是继承大统的不二人选，即使被废，康熙也忍不住给他第二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当太子再无希望争储以后，其他皇子们就开始了残酷的争斗，最终导致手足相残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