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族贵胄占统治地位，由于本民族善骑射、贯征战的特点，早在入关以前，就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造兵制度，经顺、康、雍、乾的不断改进、完善，遂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独特的兵工生产体系，大致分为：官造，或曰宫给、官银制务、在官器械等，主要分“兵部或工部给发”的部造属之;自造或自制自备;饷造三大部分。后两者实际上都属于自制兵器，《清会典》把它们称之为“本身器械”或“本人旧有军器”。
一、自制兵器。
清入鼎中原以后，虽然有国家专门机构进行制式化、系统化地批量生产，但仍保留着“自备”这种造兵形式。顺治五年(1648年)规定：八旗官兵需用的盔甲、弓箭、撒袋、腰刀、枷棍、海螺等军器或者责由工部制造给发，或者领取银两自行制造。乾隆时清政府认为：官员的盔甲和其它军器“理宜自备”，使用到一定年限也还是应该“自行补造”，这样做“较官制更为坚固”，嗣后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其由工部制造之处，永行停止”。
“给银令其自制”，这里的“给银”究竟是多少呢?
清中期以前基本差不多，盔甲一项，官员最高的近29两，士兵最低的仅3两多。一般来说，以八旗新满洲为例，每人应得盔甲、长枪、弓箭等器械共折银18两8钱4分2厘4毫;腰刀、撒袋、鞍辔等共折银6两1钱6分，计算得如此精确，另外还要加上工时费，每人所得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八旗新满洲应该具有的军器及其他物件共折价银，二等侍卫60两，三等蓝翎侍卫400两，前锋、护军等各200两。工料银两确定下来之后，由所在旗营官员持文书册表，送工部核准。工部再拟文移送有关衙门，支出银两交给各旗，官兵领取后到军需局或武备院等造兵之地自行备制。
乾隆时还有一种情况，对于新近安插、编入都统下的新满洲营伍，因远来京师，即使给银鉴于人地生疏之故，也不好自办，所以一切应用器物改为“官办赏给”，使官兵将士真正得到“实惠”，以免中途在折算钱粮时短缺，生事端。
自备的范围主要是京师八旗、驻防八旗(汉军仍官给)和蒙古札萨克，驻防八旗尤以东三省为最，东三省中又以盛京和吉林为甚，其种类有盔甲、战弓、梅针箭、弓箭撒袋、腰刀、火药葫芦、烘药葫芦、铅子皮袋等私用兵器以及箭靶、枪靶、炮凳、带罩水缸、铁锅、帐房(二人一架)等公用器械。
持自备兵器的将士，如遇有升官或调往别处的情况，官员兵器听其自便，兵丁军器一律留下，然后由所在旗营头目，查验好坏、利纯程度，酌情定价，转给新补兵士使用，再从新补士兵应该领取的钱粮中，陆续扣还给原主人。
二、饷造兵器
自备武器的八旗官兵，到清中期以后，大多养尊处优，腐败堕落，根本不愿意再受习武练兵之苦，不再有戎装骑射之好，纷纷对“自制”愈发厌倦，但鉴于法典制度所限，为图省事，又派生出“指饷造军器”这样一种简便形式，清代兵器制造史上，又增添了一个“饷造”。
所谓饷造，即指自备兵器内有年久损坏，或者到了更换之期，本人没有力量修制，甘心情愿从自己的俸饷银内以分批付款的办法，由官办制造给予，所用工价银两，官员于俸银内分4个季度扣除，兵士于钱粮内分12个月扣减。所有这些均编入俸饷册簿，由户部坐扣。
三、自造兵器的由来
乾隆皇帝在申饬了伊犁地方官吏奏请由内地代制兵器之后说：“我满洲旧习以弓马为要务，所用向皆自制”，这个“满洲旧习”，追根溯源，当起于女真社会的“牛录”。公元十五世纪中，女真奴隶社会为进行打仗和狩猎，采取了种叫“牛录”的组织形式。《钦定八旗通志》在谈到满洲佐领缘起时追述道：最初满族人遇有围猎和战争，不管人数多寡，都要跟随族党屯寨出行，参加者每人出箭，10人中推一个为首领，称牛录额真(就是后来的佐领)，同行者听其吩咐而行动。“牛录”汉语意为“大错箭”，“额真”汉语意为“主”。大箭之主率部民纵蹄驰骋，事毕各自回家，归本族寨。这就告诉我们，当时使用的兵器，是各家各户的私有财产。
杰出的满族政治家、军事家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相继统一了女真各部，为战争和统辖日益增多的归顺人口的需要，在原来牛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编成“旗”的组织。从女真国发展到后金国、大清国，这个国家是在枪林弹雨中诞生、成长的，战争是它的主要活动，战争造就了牛录，造就了八旗，因此，国家政权形式也就必然采取了八旗制度。那种最初的每人各带私人自制兵器出征参战的情况，一直影响、保留到后来，尽管有些改动和变化，但基本原则和实质内容依然如故。其主要动机和目地，可以使“兵丁等亦不失旧业，转相传习，尤于公务有益”。
四、自制兵器的利弊。
首先是利的方面：
第一，有利于培养兵士们自己动手的实际操作能力，了解掌握制造技术和技巧，保障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等发军器的现象，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艰苦险恶的战争环境。
第二，由于它可以就近制造，这样就减少了工厂造再入库、再领取以及来回运输等许多中间环节和麻烦，节省了经费和时间，较有效地保证了军需供给。
第三，官兵可在不违反兵部所定制式的原则下，在质量和工艺上提出和实现自己更高的要求，使之更适合于本兵种、本部队和本人使用，尤其是需要修理、更换的兵器更是如此。
第四，不论是给银造、指饷造，还是官办赏给，最终都属于自己。对自己的东西，当然更知道珍惜，更注意爱护，这将有利益武器的保养，有利于保持武器的良好待发状态，对于增强责任心，提高战斗力，大有裨益。
弊的方面：
第一，由于各地的原材料，技术装备，制造工艺，人员素质等优劣、强弱不同，还有政治、经济等原因，使得自制兵器非标准化、非制式化生产，势必影响各种兵器技术性能和整体战斗力的充分发挥。
第二，官方在统计和折算钱粮、银两时，从中营私舞弊、弄虚作假、中饱私囊以至个人“断不能如数全得”。另外，官方还可以用“给银”这一特殊形式来贿赂党羽，扶植亲信，排斥异己。
第三，自备兵器者，该修时不修，该换时不换，或者敷衍了事，以次充好，应付差事，而将钱粮贪污，渐渐滋生腐朽之习，武备废驰，以至后来军械缺少损坏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发生将武器私行典当的事情，大大降低了装备质量和军队素质。
结语
自制兵器，在后金和清王朝上升时期，利的优势，发挥得较全面、充分，很长一段时间里，冲淡和掩饰了弊害，在晚清衰落时期，弊的一端暴露无遗，愈演愈烈，会同其它诸种因素，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嘉庆皇帝据天理教农民起义军打入紫禁城的事例，深有感慨地总结道：
“国家修明武备，禁暴奸，必平日纪律严明，器械坚利，方足称干之用。近因承平日久，渐就废驰，卒伍既多怯儒，军器弊坏相仍，一有缓急，备御全不足。即如前月十五日，贼匪突入禁门者，仅止数十人，各处守门官兵，不能立时擒捕，甚至各门所备弓箭矛，全系观饰，不堪应用，尤为可诧。夫慎简军实，器械为先，全在坚利方能杀敌致果，即壮勇兵丁，亦不能以徒手捕贼。”
这大段感慨，把武器看成是唯一克敌致胜的法宝两军对垒，武器的好坏，固然重要，但不起决定作用，制度和国策，应是关键。中法战争虽然胜利，但仍签订耻辱条约，丧失宗主地位。腐朽的政治，衰败的军队，落后的武器装备，是清王朝覆灭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