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指的是春秋时候最厉害的5个诸侯。
在不同的史学家眼里，有不同版本的春秋五霸。《荀子·王霸》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白虎通·号篇》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辞通》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郑庄公;《四子讲德论》里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
只有《史记·索隐》里的春秋五霸不太一样，它多了一个其他版本里没有出现的人物宋襄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除了宋襄公，其余4人都在其他版本里出现了3次以上，齐桓公和晋文公甚至是每个版本都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高居第一名和第二名。
宋襄公是春秋时期宋国的第20任国君。查看他的“丰功伟绩”，发现他一生最大的成绩就是在齐桓公死后，带着领宋国、卫国、曹国和邾国4国人马杀到齐国，平定了混乱的局势，辅佐太子昭回到齐国，继位为国君，是为齐孝公。除此之外，乏善可陈。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与楚国作战，因为讲究“仁义”，结果一败涂地，被人讥笑了2000多年。
我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将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出于两点原因。
一是对仁义精神的肯定。
孟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春秋无义战。”在孟子看来，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没有什么符合仁义的战争。
其实，在春秋开启之初，战争还是充满仁义精神。当时，天下有1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都是由周国分封出去的。他们的国君，要么是周天子的家人，要么就是亲戚。彼此之间，也存在“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缘关系。如果诸侯国之间不得不发生战争，那么为了避免伤和气，在打仗时也要遵循一定的礼仪。
在开战之前，发起战争的一方，一定会派人送交战书。接受挑战的一方，则会设宴招待递交战书的使者。“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不但不斩，还会请他好吃好喝。随后，双方约定交战的时间、地点。
到了约定的时间、地点，双方排列好阵型，这才展开厮杀。如果有一方没有排列好阵型，对方就不能进攻。战斗开始了，当一方打不过时，可以逃离战场。这时候，对方一般不会追赶，“穷寇勿追”。就算一定要追赶，也是象征性地追赶50步即可。同时，在战斗中，还有一个规定，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以及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
这样的战场礼仪，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的伤亡。可是，春秋进入争霸阶段后，大家都违反了战场礼仪，埋伏、偷袭一类的战术纷纷使用出来，战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现在，宋襄公在战场上老老实实地遵守礼仪，自然会被不遵守礼仪的敌人(楚国)打败。
事实上，宋襄公不仅在战场上遵守礼仪，在其他方面也非常仁义。
当年，齐桓公在病重时，担忧自己死后5个儿子争夺国君的位置，便委托宋襄公来照顾太子昭。宋国的实力非常弱小，但宋襄公没有拒绝，答应下来。当齐桓公被饿死后，5个儿子果然开始争权夺利。宋襄公没有辜负齐桓公的信任，义无反顾地召集卫国、曹国、邾国3国的一些人马，帮助太子昭夺得了国君位置。
二是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否定。
中国古代流传着一句俗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一种非常功利的说法。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从来没有遵循这一说法。
司马迁《史记》里写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是项羽，二是刘邦。项羽和刘邦展开激烈的争霸后，项羽失败了，全军覆没后，自刎于乌江边;而刘邦胜利了，创建了中国古代的一大盛世王朝——汉朝。然而，司马迁作为汉朝的子民，在《史记》里没有抹黑项羽，反而极力描写他的个人勇猛，以及与虞姬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没有过分吹捧刘邦，甚至还写到刘邦当了泗水亭长后，经常戏弄耍笑下属小吏，还喜好喝酒和美色，“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在司马迁看来，宋襄公的确在泓水之战中打了败仗，但这并不能抹杀他的仁义。相反，宋襄公凭借自己的仁义，任用庶兄目夷为相、贤臣公孙固为司马，内修国政，仁义治国，使得宋国的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在春秋五霸里显得独树一帜，分量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