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喊出的口号。
起义之时，张角一声令下，数十万人同日而起, 其组织之严密、声势之浩大无不令人惊叹。
那么，张角是怎样借着太平道的名义组织起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起义的呢?汉朝统治者为何又对太平道势力的坐大置之不理呢?
大瘟疫肆虐则为张角传布太平道提供了有利时机
灵帝统治时期, 政局黑暗, 百姓们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建宁、熹平之际,大瘟疫又频繁袭击神州大地。既缺吃少穿,又缺医少药的百姓纷纷毙命于疫疠之中, 绝家灭户的惨境时有发生。
趁瘟疫肆虐之机，张角便“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也就是说，张角以治病救人的方式开始了太平道的传播。
在布道过程中，经太平道道师救治者,病情不甚严重的，确实痊愈了,而对病入膏肓者,道师也无力回天。
可是对病人的生与死,道师们都有一种无损自己声誉的说法,即“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者,则为不信道”。这种解释,无疑会使太平道的“灵验性”倍增。
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又孤立无助的百姓，本来就非常渴望能有神灵拯救，幻想神明能带给他们太平与光明。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传教师们以神灵代表自居,向广大百姓传播能带来太平与光明的太平道，当然能拨动千百万穷民的心弦。
同时,太平道“灵验”的治病助贫的实际功能又解了穷民的燃眉之急，使他们在危难与疾病中得到了慰藉与保护。
由此，太平道及其治病助贫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轰动，民众皆“神而信之”。
深切感受到这种轰动的张角，便积极寻求拓展布道之机。
光和年间，汉王朝统治更加黑暗，无以为生的民众的不满情绪普遍高涨，与此同时，大瘟疫又接连不断地在东汉帝国境内流行开来。这就为张角扩大送医布道提供了良机。
张角不失时机地“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 而潜相连结”,从形式上看,“八使”仍是传道治病，暗中却抓紧了组织动员百姓起义的工作。
在“八使”的动员与组织下，“青、徐、幽、冀、荆、扬、衮、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 流移奔赴，填塞道路。”
汉朝统治阶级对异端神学的宽容助长了黄巾军的兴起
顺帝时,琅邪人宫崇献给顺帝一部“神书”，即《太平清领书》,后来被称为《太 平经》 。被时人视为“天书”或“神书”的《太平经》，继承了道家哲学、阴阳五行学说、传统的宗教思想 、巫术以及儒家的伦理观念,吸收了当时的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等自然科学成就，建立起一整套宗教神学的庞杂理论体系。
《太平经》所描绘的理想世界是地主阶级改良派追求的封建理想王国，它的指导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以改良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愿望，主张通过将剥削和压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来缓合社会矛盾 ,以求得王朝统治的安稳。
东汉安顺以来，政局日趋腐败，天灾不断，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统治危机已经出现。这种背景下，宫崇将《太平经》作为“安王之术”献给顺帝。虽然《太平经》从根本上维护的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官方正统神学，对黑暗现实又多有指责，所以当时的执政者对它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一些当朝权贵甚至斥责其为“妖妄不经”，因而最终被打入冷宫。
桓帝之世 ,襄楷复献此书,并声称“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 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同时还特别强调，顺帝无视此书，才导致“国胤不兴”。然而，《太平经》受冷遇之命运并未因此获得改变。
到灵帝时，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太平经》得以传播开来。
灵帝时期，一方面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进一步衰落，其维护封建统治的功能随之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安顺时期出现的统治危机已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亟需在儒学之外寻求新的思想支柱，以改良政治，变易风俗，慰藉人心，重新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灵帝便一反顺、桓冷落《太平经》的常态，对《太平经》表现出莫大兴趣。
不仅如此，很多地方官吏不仅允许《太平经》流传,而且还认为它对朝廷统治是有利的。
《太平经》的际遇反映出时代对异端神学的需要。
正由于官方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放松,整个社会便出现了有利异端神学传播的宽松气氛，民间宗教势力纷纷崛起，黄巾军的兴起和发展才有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