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乱发生的当时，赵武跟着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里，并无遭追杀的威胁。不久，韩厥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的记载了，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的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须存在并出现了；三是关于“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的记载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相一致。也就是说，是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因为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赵旃则不受任何牵连，继续当着他的卿大夫。
《史记·晋世家》中有关“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记载是有其所本的，这个“本”，就是它更早的出处，即先秦原始史籍《左传》与《国语》。换言之，《晋世家》的叙述，与《左传》《国语》的记载基本上相一致。历史学最忌讳“孤证”，《晋世家》的叙述，有更早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能够进行对勘与验证，这无疑更符合历史的逻辑与表述的要求，更值得采信。《赵世家》的叙述虽生动感人，但却是孤证，难以赢得天下之众的高度信任，因为其更多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构历史，使历史的本相淹没在历史重构的重重迷雾之中。
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述相对平直，却同样抹不去真实历史被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同样也伴随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