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认识江东小霸王，三国小霸王所指孙策，江东小霸王孙策随父亲孙坚领兵出战时，年仅十七岁，可谓是英雄少年。惋惜的是江东小霸王英年早逝，江东小霸王孙策为何会英年早逝?江东小霸王英年早逝的历史真相是什么?
孙坚死后不我久，江东小霸王孙策在朱治、吕范的策划下从袁术处借得三千兵马，就此走上了他的创业之路。
前途故然艰险，但冥冥中仿佛得到了孙坚在天之灵的护佑一般。其起先便有朱治、程普、黄盖等一干旧将辅佐，行至历阳，又得周瑜倾心相随，并揽得江东“二张”，兵马虽然不过三千，文武干将却是一流配置，单从创业之初的人才储备来看，不要说刘备见了要羡慕到流口水，只怕曹操也要自愧不如。其后又收得大将陈武，更将不打不相识的太史慈招至麾下，这样的阵容，与曹操在兖州时的规模相比，也是不遑多让了。以这样的一流配置来对付江东诸郡的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势力，显然是如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短短数年之间，孙策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平定江东，曹操也不得不发出“狮儿难与争锋也”的感慨，并被迫结亲。
曹操和袁绍显然是其时的两大超级势力，官渡之战便是曹、袁争霸的终极对决。由于有袁术的存在，孙策不大可能倒向与袁术不和的袁绍，加上袁绍当时仍是最强大的势力，而皇帝却在曹操手里，从舆论上，袁绍是反动的，因此从战略上分析，不单是我们，周瑜和二张也会为孙策分析，得出的结论应当是：作为最具潜力的新兴势力，必然需要向曹操靠拢。
这样的战略格局，跟上世纪八十年代有相似之处。江东小霸王孙策派张纮到许昌上表，目的是为自己争取最大的政治利益，结亲是曹操作出的让步，或许在曹操看来，这应该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双赢局面。但问题是，孙策的要求绝不止于此，他还要做大司马，这种“赤祼祼”的“政治讹诈”遭到了曹操的断然拒绝，从而导致孙策“甚恨之，常有袭许都之心”，这必然要引起曹操极大的不安，如何遏制甚至颠覆孙策的江东势力，也必然成为曹操阵营的一个重大议题。
《三国演义》中说吴郡太守许贡上表，建议将江东小霸王孙策召到京师软禁起来，这个策略实施的可能性大约为零，江东小霸王孙策是肯定不会应诏的，曹操也做不出这么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那么这个上表的实质就是：许贡要向曹操表明心迹，他是忠于朝廷，忠于曹公的。许贡上表事件发生得恰逢其时，既然在江东有这样一个孙策的反对派，事情就好办了，尽管许贡的上表被孙策截获，许贡势力也随后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但这并不影响曹操势力借此遏制孙策，这一点，从中情局的对华政策上可以得到足够的启发。
演义中说江东小霸王孙策绞杀许贡之后，“贡家小尽皆逃散。有家客三人，要与许贡报仇，恨无其便。”，所谓恨无其便，是指找不着下手的机会，但我们知道，最终三人还是得手了，从恨无其便到行刺得手，中间必然暗藏玄机。这便不得不让人想到郭嘉的话，郭嘉这番话是从许昌来人的口中转述的，嘉靖本和毛本内容略有不同，但大意差不多，大意便是：孙策不足惧也，轻而无备，性急少谋，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
这话传到江东小霸王孙策耳中时，刺杀事件已经发生了，尚在养伤的江东小霸王孙策听到后是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射吾者，必曹之谋也!吾誓取许昌，以迎汉帝!”(注：这句话在毛本三国演义中被改成了“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许昌!”，笔者以更接近原著的嘉靖本为准。)
为什么孙策会认为在这起刺杀事件中曹操脱不了干系?我们有必要提到孙策被刺过程中的一个小细节：
策方举辔而行，一人拈枪望策左腿便搠。孙策大喝，急取所佩之剑就马上砍去，剑举忽坠，止存剑靶在手。一人拈弓搭箭，射中孙策面颊。
这个细节充分说明一点，这次行刺是经过了精心策划的，甚至连孙策随身所带的佩剑都被动了手脚。我们不免要怀疑，许贡的这三个家客，有这样的能力吗?能够将魔爪伸到孙策的身边，这是怎样的一股势力?那个在孙策佩剑上做手脚的人又会是谁?
有人怀疑这件事与孙权有关，因为孙权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强的人，孙策死后，孙权是最大的受益者。笔者以为，尽管孙权在这件事中获得很大的利益，但其时孙权尚且年幼，何况此事有违人伦，孙权从中作祟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个大胆的观点也启发了笔者，既然连孙权都可以怀疑，那还有谁不能怀疑呢?
在笔者看来，谁是江东最大的投降派，谁就是重大嫌疑人。联想到赤壁大战之前张昭对于投降的热衷，一个大胆的猜想也由此产生：
郭嘉对孙策之死的预料，可以被看作是对曹操的一个建议，至少也是提醒，于是许贡的这三个家客，便成为了曹操阵营天然的棋子，而曹操方面更是利用自己的人际网络，找到了埋伏在孙策身边的一个危险人物——张昭。
周瑜在介绍张昭时是这样说的：一人能博览群书，善书隶字，兼明天文地理之学，彭城人也，姓张，名昭，字子布。陶谦曾聘，不肯屑就，故来江东避乱。——很有意思，曹操与陶谦有仇，张昭也对陶谦不感冒，并且张昭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对比孙策，他与曹操之间似乎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更何况皇帝在曹操手里，这对张昭来说或许极具吸引力。相比之下，张纮似乎要更中忠心于孙氏，曹操想趁孙策之死起兵伐吴，多亏张纮劝说才作罢，孙策派张纮而不是张昭到许昌上表，看来还是非常明智的，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孙策对张昭的政治立场是有顾虑的。
外有许贡家客，内有张昭，在曹操势力的推动之下，要制订一个针对孙策的周密计划，自然也从“恨无其便”变成了易如反掌。从表面上看，最大的受益者是孙权，但年幼的孙权还需要依仗张昭等人来稳固政权，尽管在张纮的劝说下，曹操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但有了张昭这枚棋子，一切都变得好办了许多。由张昭辅政的孙权，对曹操的态度比起孙策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可以由袁绍派去江东的使者陈震来证实——却说陈震回见袁绍，说：“孙策已亡，孙权领众。曹操封权为讨虏将军，结为外应矣。”
孙策暴亡，不啻于江东发生了一场“颜色革命”，曹操从此不必再担心江东发动的奇袭，而可以专门应对袁绍。什么是政治，我想说，这便是政治，三国时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