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代的朋党之争和唐代的牛李党争有何不同?最大区别，就是一条：唐朝人比宋朝人更负责。
唐朝牛李党争双方，虽说各有私怨利益，但国家大事面前，都是负责任的政治家，关键时刻常能顾大局。而宋朝的朋党之争，与之一比却差得远，到了最恶劣的时段，更是只讲私怨不顾国家，尤其是其中一方，更是节操尽碎。
这个差别有多大?可以先看看唐代的牛李党争。
唐朝牛李党争，双方代表人物为李德裕与牛僧孺，这二人一个名门大族出身，一个草根身份，各自拉起一干队伍，多年来朝堂上互掐不停，惹得无数后人纷纷瞧热闹。但这二位一天二地仇的政治强人，却也有个同样的身份：治国干才!
虽说出身不同，政治主张也有差异，但放在大唐国务中，李德裕和牛僧孺，都堪称担当大任的好手，且都有清正廉洁的好品质。以为官表现论，绝对都是官员中的楷模人物，业绩水平更拿得出手，李德裕治理剑南，牛僧孺治理鄂中，全是满满辉煌的好成绩。比起历史上那些满嘴唱高调的清流人物来，这二位都是优秀的实干家。
如此优秀人物，互相掐起来，自然也是高招迭出，二十七年间，大唐的朝堂就变成了擂台，一会是李德裕把牛僧孺踹翻，不几年后牛僧孺又把李德裕揍趴下，二人相继浮浮沉沉，互相拆台的事情也做了不少。牛僧孺更闹出一桩槽点，把李德裕从吐蕃手里浴血收复的维州，竟然拱手还给了吐蕃，闹的大唐颜面尽失。
虽说这事做的糟糕，但牛僧孺随后就用一种办法，证明了他从不逃避的品质：慨然承担了丢失维州的责任，主动引咎辞职。这不止是敢作敢当，更是肩起国务责任的勇气。以一身的担责，平息维州争端后朝堂无谓的争论，把国家政务拉回正规。虽说这件事上，牛僧孺的战略预判犯了错，可这负责任态度，着实无错!
而在双方争斗二十多年的活剧里，贯穿始终的，同样是这负责任态度，无论李德裕还是牛僧孺，一旦当政后，都会把对手狠踩痛贬，但是唯独不会贬的，就是对手已经见效的国务政策。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互掐模式，所以那一段时间的唐王朝，也就出现了奇景象：在牛李党争的白热化期间，唐王朝却一度走出困境，有了唐武宗的会昌中兴和唐宣宗的大中之治。这晚霞一般的辉煌，就有牛李党争良性竞争的结果。
而与之相比，宋朝的朋党之争，却是坑多了。
宋朝的朋党之争，真正的白热化时代，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当时的北宋王朝，虽说表面繁荣，其实却已不堪重负。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行政效率低下，朝堂上冗官扎堆，国防危机四伏，已经是不改不行的地步。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群老臣们，却只知道给新皇帝宋神宗唱高调。这才叫年轻的宋神宗忍无可忍，慨然启用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北宋变法上马!
然而，随着变法的开始，北宋的朋党之争，也迅速的高涨起来，早年唱高调的司马光一伙，摇身变成了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与王安石麾下的变法派玩命死掐。虽然在后来的史书里，各类史家对司马光等人的作为极力美化，把他们的折腾看做为国为民的正义行动。但无奈司马光的铁杆盟友文彦博，一句话暴露了这群人的最恶劣用心：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所谓的富国强兵，在这群人看来，统统就是浮云，动了自家“士大夫”的利益，哪怕毁了大宋王朝的前途，也要组团跟变法玩命。北宋朋党之争的真实目的，就是这样恶劣!
图 王安石
于是，在北宋顶着反对派压力，朋党之争的口水声里，坚持了十五年变法后，眼看着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北宋王朝，却因为宋神宗的病故横遭转折，彻底掌握大权的司马光顽固派，几乎是电闪雷鸣的手段，把已经取得成效的新法统统废除。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彻底踩倒变法派，号称忠君爱国的司马光，竟连大宋国家尊严都不顾，在北宋已经掌握对西夏战争主动权的好形势下，主动谄媚示好，将北宋将士浴血收复的西夏六寨割给西夏!
也正是在这群旧党的折腾下，北宋的政治空气迅速恶化，王安石生前得力干将，北宋变法的旗帜人物蔡确，更被他们罗织罪名害死。而这桩血仇，也导致宋哲宗亲政后，启用继承王安石蔡确变法遗志的变法派干将章惇，在这场朋党之争中，掀起了对旧党们最惨烈的报复：大批旧党官员被株连论罪，已经去世的司马光被追夺一切赏赐册封。就连支持司马光的高太后，都险些在死后被废掉尊位。北宋朋党之争，就这样一步步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
当然必须称道的是，虽然变法派对守旧派，在宋哲宗年间开始了惨烈的报复。可是对于守旧派的政治主张，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却是去粗取精，尽力吸纳，绝不干司马光这样的龌龊事。也正因这个胸怀，才有了宋哲宗晚期，北宋一度攻克横山地区的辉煌武功!
但随着宋哲宗去世，旧党推举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上台，北宋彻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正是这样一种你死我活的朋党之争，最终也毁掉了北宋的政治根基，整个官场变成了逆淘汰。到了宋徽宗年间，朝堂上更变成了奸人蠢人扎堆，最终上演靖康之耻。明朝好些学者，把司马光看做北宋灭亡的罪人，正是因为这朋党祸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