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之争”是怎么回事?“四大发明“到底是不是科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最近，郑文锋教授“因错误言论被停止教学工作”的事情闹得挺大。
郑文锋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在他所设的师生交流群“创新的本质2019”中，他和几名学生争执起“四大发明”。
郑文锋放话说：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他在群中直言：“都9102年了，别总去翻给老祖宗编出来的优越感，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威胁”。
这番言论遭到了几名学生的反对，他们列举出“四大发明”的重要意义，双方就此的争论变得激烈。最后，郑文锋将参与争论的学生们移出了群组。
事情还没结束。
这场争论发生在今年6月中旬。到7月16日，出现了一份官方文书，认为郑文锋的说法是“错误言论”，经传播造成了恶劣影响，决定对他停止教学工作等等，期限24个月。
这场师生之间的观点争论，至此蔓延到公共领域，炸开了锅。“四大发明”是不是创新?郑文锋该不该被停职?各人有各人的观点。
学术争端没有标准答案，“四大发明”是不是科学创新，倒是有话可说。
“四大发明”的尴尬
郑文锋的观点是，“四大发明”不属于创新，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
疑似郑文峰和学生的群聊截图
其实这种观点早已有之。说“四大发明”是创新意味着把它归入科学的范畴，而现在谈到的科学，一般是指16世纪左右以来，由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等人所奠基的数理实验科学。
数理实验科学的登场更新了欧洲中世纪的世界观和知识基础，更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的开端。
在我们的“常识”里，16世纪以前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期，笼罩在基督教神学的统治下。进步思想受到迫害和镇压，科学难以萌芽。
只是在经历了“科学革命”之后，世界才从黑暗矇昧变得进步科学。这两种状态的时间分界线，就在16世纪。
“四大发明”的尴尬在于，它们出现得太早了，传入欧洲的时间也都在16世纪前，也就是现代科学诞生之前。
纸：
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纸，产于公元前140到前87年。直到公元8世纪，它传到阿拉伯帝国，后传到欧洲。西班牙、法国在12世纪出现纸厂，意大利、德国则是13世纪。
印刷术：
中国在隋文帝开皇13年(公元593年)有了印刷术，约七百年后，欧洲才用印刷术印刷图像，又一百年后有了活字印刷。
火药：
火药的产生，是炼丹家的功劳。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丹经》中记载：硫黄和硝石混合，加入点着火的皂角子，能够剧烈燃烧。这已经很接近黑火药，8世纪传到阿拉伯和波斯，14世纪初传到欧洲。
指南针：
指南针，在远古时期叫“司南”。《韩非子·有度》记载：“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说明中国人在当时已经认识到磁极的指向性。欧洲直到13世纪才有了相关记载。
从时间的逻辑来看，16世纪以前的“四大发明”，并不是“科学革命”的产物，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据此认为它不是科学，说服力仍然不够。
何为科学?
“四大发明”在科学世界中地位尴尬，不完全因为诞生时间早。
那还因为什么?
在具体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摆出思考的基本逻辑：近现代科学是什么?有什么本质特征?如果“四大发明”不符合那种本质特征，它就不属于近现代科学;如果符合，那它就属于。
现在来弄明白第一个问题：近现代科学是什么?它和前科学时代的差别在哪里?
所谓的近代科学，在它发展的早期就是指近代物理学，伽利略是早期的集大成者。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自由落体实验，证明重的物体与轻的物体，在不考虑空气阻力的前提下，从相同的高度下落，会同时抵达地面。
这个著名的实验揭示了一点：实验方法是现代科学的重大特色。我们现在提到科学家会联想到什么?很多人一定会说“实验室”、“做实验”。
但实验还不是近代科学和“古典科学”(姑且这么称呼)的最重要区别。因为古希腊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喜欢做实验。
近代科学和“古典科学”之间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大量使用数学，甚至可以说，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它使用数学的程度。
我们看，无论是开普勒定律、牛顿力学定律，还是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都是用数学公式进行描述的。
与之相比，古希腊理性科学中应用数学的地方很少。亚里士多德还强调，数学只涉及数量的描述，而不起主要作用，因此数学并不是建立自然之科学理论的优先方案。
我们知道，科学的目的是发现物质世界运动的规律，一种科学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对物质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总结。
古人和今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方法虽然不同，但试图认识物质世界的努力是一致的。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说”，意在找到物质世界的原理。他认为物质有“四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和质料因。
比如，高山上的一块石头，从山顶上滑落。此时，因为岩石是重的，它倾向于回归大地，这就是它的“动力因”。它回到了大地，这是它的“目的因”。它是由石块组成的，这是它的“质料因”。
“形式因”就比较复杂。一颗树苗的种子，会长出树，而不是结成葡萄，这是因为“树”是这颗种子所内在的“形式”，所以种子发育后，是在渐渐实现它本就内在的形式。这就叫“形式因”，解释了物质何以如此。
这种解释很有创见，但是很粗糙。按照它来解释世界，简单点说就是：指南针为什么要指南，因为它注定了要指南。
这等于没说。
对比古希腊认识物质世界的粗糙方式，就显出数学的重要性。因为如果要描述物质世界的原理，必须用到数学。比如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行的规则，需要把它描述出来，描述的方式就是数学公式。
正因为采用了数学，使得现代科学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向披靡，所转化的技术威力无比。
也正因为它所转化的技术威力无比，对人类改造自然帮助很大，所以给了人类以信心，也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态度和认知方式。
好了，现在总结一下，近代科学与“古典科学”的不同在于：近代科学主动干预自然界，并且用实验的方式，把数学作为工具，取描述物质的运动。凡能用数学描述的、确定的、内在的性质，才是物质的“第一性质”。
再看“四大发明”。以指南针为例，中国古人没有发现指南针指南的原理，只是知道指南针有这个特性，在发现这个特性后，把它应用于实践。纸、印刷术也是类似，都是某种以实用为目的的技术。
没有经过数理实验科学的标准化过滤的四大发明，是旧时代人类经验的总结，没有带来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的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不具备近代科学的特征。
这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史家认为它们是技术，而不是科学的根本原因。
两种观念的冲撞
以上已经解释了，如果按照近代科学的定义，“四大发明”不算科学。再进一步，如果说，代表着中国古代技术成就的“四大发明”都不算科学，那么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论述到这里，我们终于要开始讲学生和郑文锋冲突的根源。
抛开民族情感，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争论背后是两种“科学观念”之间的冲突。老师自然是支持“中国古代无科学”，学生对四大发明的认可则让我想起了李约瑟。
对，就是那个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之问的李约瑟。
李约瑟
李约瑟是“四大发明”的重要拥护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中国在3到13世纪时，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
这是不错的，这些发明的确很了不起。正如学生在反对郑文锋时所说的：
“没有指南针，航海只能看星辰，容易抓瞎”;“造纸术和印刷术，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火药直接改变了战争的方式”。
更有分量的说法，来自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所说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从某种角度来说，“四大发明”确实促进了世界向近代的转变。
比如说，没有纸和印刷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大翻译运动就不可能实现。那么，柏拉图和伊壁鸠鲁学派等古希腊思潮，仍然留存在阿拉伯人的文献中，“近代科学”根本无从谈起。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创作的壁画《雅典学院》
站在李约瑟的立场上，近代科学在崛起之后，毫不留情地贬低了它以前的时代。
为什么会这样?
这涉及到一种编史观念：“辉格史观”。它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按照线性的事件发展。
“辉格史观”的优点是，逻辑性强，能够有效串联起科学史上的大事件。
可是，“辉格史观”的缺点很多，它不仅贬低在近代科学以前的时代，也常常贬低有重大意义的科学事件。
举一个例子：第谷是个天文学家，他用一生时间观察着天体的运动，记录下它们的运行轨迹和数据。这些资料成为开普勒研究的重要基础。
可以说，没有第谷，就没有开普勒的三大规律，牛顿也不无法总结出力学三大定律。
按理说，第谷应该被史册记载，然而，第谷不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据此，他的研究走上了和近代物理科学完全不同的方向，在“辉格史观”的编史下，他脱离了“进步的链条”，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
第谷
20世纪初，“辉格史观”被逐渐抛弃。由新一代历史学家编撰的科学史成为主流，他们不仅发现了第谷的重要价值，还发现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甚至更古老的赫耳墨斯魔法传统中，都孕育着近代科学在发起时的因素。
因此，早在上个世纪，新的编史观念就更加包容地对待了古典时期。“四大发明”也好，经院哲学也好，它们尽管不属于近代科学，但对近代科学的贡献不可忽视。
回到郑文锋事件。对“四大发明”如何评价?双方的争论中，实际蕴含着两种世界观的冲撞。假如，双方不是一个扣高帽，一个粗暴移出群组，事情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