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劳动人民在制作丝纸的基础上，经过改进发明了麻纸(如灞桥纸，罗布淖尔纸等)。不过，当时造纸业，产地有限，产量不多。因此，这种麻纸暂时还缺乏与简、帛竞争的力量，社会仍以简牍和缣帛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一、竹简、缣帛、麻纸同时使用的汉代
竹简笨重，使用不便。如汉武帝刘彻登基做皇帝之时(公元前140年)，有个名叫东方朔的齐国人，用竹简给武帝写了一个“奏本”，奏本中“文辞不逊，高自称誉”，用了竹片三千枚。管事的官儿只好派两个人抬进宮去。这一大堆竹简，刘彻依次读下去，两个月才看完(《史记滑稽列传》)。另外，竹简存放的时间不能太久，否则容易裂损。穿简的绳索一断，竹片散乱，不可收拾，使用和保管都不能令人满意。
缣帛与竹简相比，虽然具有柔软、平滑、轻便，易于运笔等优点，但是，帛的价钱昂贵，且不易久存，难以普遍推广使用。汉代一匹缣帛(2.2×40汉尺)的价钱当时可买六石(720汉斤)大米。在贫富悬殊的封建社会里，普通的“布农之士”哪能用得起缣帛呢?而且在缣帛上写的文章，查阅一处要将全幅慢慢展开，耐心寻找，又不便核对，使用起来也麻烦。故后汉书写道：“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1973年至1974年初，先后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和三号西汉墓葬中发现了九百多枚竹简，同时还出土了十二万多字的帛书以及五幅精美的彩绘帛画。这反映了在汉代我国南方使用竹简和缣帛情况。
纸作为一种新的书写材料，兼有竹(简)木(牍)价廉，缣帛表面平滑的优点，又没有竹木笨重，缣帛昂贵的缺点，纸可以抄得像绢那么薄，量小质轻，便于携带，价钱便宣，利于普及;同时也适于书写，是记事的好材料。因此，纸在初制时期虽然质量较差，但仍受到群众欢迎。
由此可见，我国汉代是同时使用竹简、缣帛和麻纸等书写材料的。
二、“额济纳纸”的发掘，东汉时期麻纸已经流传到了边远地区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简、帛与麻纸相比，缺点日益突出，而麻纸的优点日益明显。
西汉末年，以绿林、赤眉和铜马军为主力的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也随之活跃。造纸在民间少量制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东汉中期，“尚方”中的工匠利用树肤(皮)、麻头、敝布(旧布)、渔网等为原料，生产了一批质量较好的纸张，提高了造纸业在社会上的地位。
1942年在当时的内蒙额济纳河岸旁的汉代烽火台下，发现了一张古纸，被命名额济纳纸。据报道，这张纸已经揉成团，上面写了六、七行字(不全)，纸质粗厚，帘纹模糊，经鉴定是麻纸。在同一地点还发掘到七十八枚木牍，从上面所记的内容判断可知木牍大都是东汉永元五至七年(公元93至95年)的兵器登记册，其中也有一根永元十年(公元98年)的“邮驿”(古代送信的转递站)记录。故有人认为这张纸当是公元九八年的故物。
由于这张纸并不是跟木牍一起同时出土的，虽然在同一地点，但是土层的部位不同，如果以木牍上的年号断定纸的年代，似欠严密。而且，木牍可能不会是当年登记、当年作废。只有在放弃烽燧之后，烽燧里的物品才被埋进土里。
査《后汉书西羌传》，卫戍额济纳的汉兵，应当是永初元年至四年(公元107至110年)在西羌等族“残破并凉”的那个时候撤离的。又根据纸上的残字推测，这张纸最迟大约是在永初三、四年(公元109至110年)被处理后埋到沙漠中(《科学通报》1955年10期)。“额济纳纸”被发掘出来，使我们了解到东汉时期麻纸已经流传到了边远地区。
三、“旱滩坡纸”的出土，东汉晚期的造纸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
1974年1月8日我国甘肃省武威县的旱滩坡地区，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在清理过程中收集到男女尸各一具(衣着已烂，仅存骨架)和三十件器物，并出土了若干片东汉古纸(《文物》1977年1期)。它们被称为“旱滩坡纸”。
该纸是装钉在木俑牛车模型的两侧，并沿辕杆粘附至车底。纸已裂成残片，最大的面积为5×5厘米。纸片多数因长期老化而呈褐色，其中有两片由于夹在中间(原纸折成三层)，保存较好，却是白色，且柔软，有一定的强度。纸上留有文字墨迹，笔画粗壮，可惜不完整，难以辨识。据化验，旱滩坡紙系麻类纤维所造，纸质细薄，纤维交织较紧密，比过去出土的早期麻纸(如西汉灞桥纸等)的质量要高。这说明东汉晚期的造纸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
据研究，公元150年(汉桓帝刘志和平元年)及公元165年(汉桓帝延熹八年)在我国甘肃、西域楼兰地区(今新疆)已能生产纸张。
公元185年(汉灵帝刘宏中平二年)中原地区有个名叫左伯的造纸能手。据《三辅决录》中称：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今山东省掖县)，擅名汉末，甚能造纸”。
可是关于左伯的详细生平，在有关史书中并未查到，只有“善造纸”等寥寥数语。公元五世纪齐人肖子良写给王僧虔的信里说：“子邑之纸，妍妙辉光”，所谓“妍妙辉光”，是细匀而有光泽，由此可知左伯纸的质量是比较高的。
四、士大夫阶级却仍以能使用缣帛为荣
东汉时虽然有纸可用，并且纸张质量正在不断地改进，但是，士大夫阶级却仍以能使用缣帛为荣。
《北堂书钞》写了一个崔瑗赠书的故事：东汉时有个人叫崔瑗(字子玉)，是贾逵的学生，他给朋友葛元甫(即葛龚，生于一世纪末至二世纪初)写信，大意是：送上《许子》十卷，由于经济不宽裕，买不起帛，只好用纸写，表示十分抱歉。很明显，如果崔瑗有钱买帛，那么他就不会用纸了。这说明一部分思想保守、落后的人，往往拒绝采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