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时代，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这种情况不仅仅局限于平民和官僚之间，在很多方面也所体现。量刑轻重，往往会考虑到双方的等级身份。此外，还有些人属于特殊情况，在刑法上都有区别对待。
这一类特殊群体一旦涉入刑案，虽然案情、罪刑相同，而判刑、处罚有别，即“同罪异罚”。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对于深刻认识古代社会的复杂性是有益的。下面以清代法律为例分别来讲。
第一类，有服制关系之人
服制关系即古代的五服制度，即本宗家族和外姻家族之间的尊卑长幼以及血缘远近的关系。有服制关系的人之间的案件，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道德伦理问题，因此量刑有所不同。
涉入刑案的双方有服制关系，承审官需取具宗族图谱即邻里、族长的证明，再依据服制关系量刑。凡亲属间相殴案件，尊长有犯，比凡人即无服制关系的人减等科断，卑幼有犯，比凡人加等科断，它体现了古代法律对亲属间尊卑长幼等级关系的维护。服制关系越近，同罪异罚的差距越大，如凡人之间一般斗杀，打死人判绞监候，而子孙殴祖父母、父母死者，判凌迟处死，祖父母、父母殴打违犯教令的子孙致死，只判杖一百。
亲属相盗，尊长、卑幼各比凡人减科，服制关系越近，判罚越轻。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其立法的目的是维护家族的和睦与关爱，凡属同宗亲属，不论亲疏远近，道义上都有患难相助的义务，理当周济。
法律上虽无绝对的义务，而对于因贫困偷盗本家财物的本家人予以宽恕，认为与本无相恤义务的凡人不同。亲属关系越近，越有周济的义务。迫于饥寒以外的偷盗，则酌情予以加重处罚。
亲属相奸，则比凡人加等科断，服制关系越近，判罚越重，不论尊卑长幼，仅凭服制的远近判罪之轻重，比如缌麻以上亲、缌麻以上亲之妻、妻子前夫之女、同母异父姐妹通奸，男女皆杖一百、徒三年，强奸者，斩监侯。与从祖祖母、从祖姑母、从祖伯叔母、从祖伯叔姑、从父姐妹、姨、兄弟妻、侄妻通奸，男女皆绞立决，强奸者斩立决。
亲属相奸，在古代伦理道德方面属于严重的乱伦行为，古代法律予以严惩，比一般人之间的同样行为要判刑重得多，这是强烈维护这方面的伦理道德。
第二类，良贱关系
良，指的是身份地位不高不低，因而不存在法律判处上加减因素的一般平民，法律上称为良人、良。贱，指的是贱民，如奴婢、皂隶衙役、倡优及堕民、乐户等，法律上称之为贱。
法律规定：“凡良贱相殴、良贱相奸，良人有犯，减凡人一等科罪。奴婢有犯，加凡人一等科罪。”一般人之间斗杀命案，判绞监候，而奴婢殴良人，伤重笃疾，便判绞监候，殴伤致死，判斩监侯。而良人殴他人奴婢，无论斗杀、故杀死者，皆判绞监候。这是当时奴婢社会中身份地位尚低人一等的体现，至清末予以废除。
第三类，贵族、官员之法律特权
贵族，是有高贵世袭身份之人，法律中有“八议”，其中“议亲”、“议贵”，都指的是有法律特权之人。这里的“亲”，是皇室宗亲及外戚，“贵”是“爵一品及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指子爵及以上伯、侯、公及更高之爵，文官、武官三品以上，散官是官员父母或祖父母、曾祖父母及妻所封赠的荣誉性官阶。
如果是男性之光禄大夫、荣禄大夫、资政大夫、通奉大夫(此为文散官之一、二品)，建威将军、振武将军、武显将军、武功将军(此为武散官之一、二品)，女性之夫人(一、二品)。这些人及其祖父母、父母、妻子子孙犯罪(十恶不赦除外)，法司不得擅自勾问，须奏闻皇帝，得旨后推问，所议拟之罪仍须皇帝裁决，无非是酌情而予以不同于一般人的优待。
议亲中“亲”，最典型的是皇族——宗室、觉罗，而且又是贵族。宗室封爵由最高的和硕亲王到最低的奉恩将军，共十二等爵，未封爵的闲散宗室也相当于四品官的身份。
法律规定：“凡宗室觉罗而殴之者，虽无伤，杖六十、徒一年。伤者，杖八十、徒二年。”一般人斗殴，无伤者只是判笞二十，伤者，也不过笞三十或四十，而殴一般闲散宗室、觉罗，即使无伤，也判杖六十、徒一年，这是属于罪加十等。
而宗室、觉罗犯罪，应笞、杖者，不责罚，而折罚养赡银，犯徒流军罪，不发遣服役，而圈禁空房，且日期减半。亲王、郡王打死人也不判死刑，如康熙二十六年，平郡王纳尔都打死无罪人罗米，仅被革去王爵，而且免其监禁。同治十年，郑亲王承志主使纠集人扎死主事(六品官)福珣，也是判为革去王爵，应得流刑罪名折罚养赡银一年，并折圈禁二年。
官员犯罪，法司不得擅自勾问，由所司开具事由上报奏闻，得旨推问，再依律拟奏。三品以上大员革职拿问，不得使用刑夹，有不得不刑讯之事，请旨遵行。文职道、府以上，武职副将以上，须题参后候旨提讯。其余于题参日即行拘质。
官员涉入民事诉讼案件，可不必出庭，而有家人出面。法律规定：“凡官吏有争论婚姻钱债田土等事，听令家人告官对理，不许公文行移，违者笞四十。”官员犯笞、杖之轻罪，可免于责罚，以罚俸、降级等抵罚。犯公罪，该笞者，笞一十罚俸禄一个月，二十罚两月，三十罚三月四十罚六月;该杖者，六十罚俸一年，七十降一级，八十降二级，九十降三级，俱留任，杖一百则降四级调用。
若平民百姓殴打了官员，则罪加数等至十几等。《大清律例》规定：“凡军民吏卒殴非管三品以上官者，杖八十、徒二年，伤者，杖一百、徒三年，折伤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殴伤五品以上官员者，减二等。殴伤九品以上者，各加凡斗伤二等。”若殴本管官，惩罚更重。
官方赋予贵族、官员法律方面的特权，对侵犯他们人身者加重惩罚，是出于维护国家等级制度，维护等级高者的身份地位与颜面，还有维护官员尊威、震慑反抗者，以顺利实行统治的目的。
第四类，特殊地区、特殊情况的，加重惩罚
新疆地区驻扎的兵丁、跟役，若犯强盗及抢夺杀人罪者，办事大臣审明后，一面奏闻，一面即行正法;四川省，其匪徒在场市纠伙多人抢劫者，云、贵、川等省流棍勾结土棍诱拐子女贩卖者，俱拟斩立决，杀人者枭示;台湾地区，抢劫杀人、劫商船图财害命者，也斩决枭示，且传首厦门。
第五类，旗人犯罪的惩罚
旗人犯笞、杖罪者，不像汉人那样以板施刑，而是照数鞭责。犯军、流、徒罪，也与汉人不同，免于发遣，而是分别罪行轻重，折为枷号惩处：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以此为基数，每罪加一等。
旗人的这种特殊处罚，根据最高统治者的说法是因为满族人少，均需当兵，如果犯罪按照汉人那样发遣，势必影响兵源及差务。实际上还是旗人拥有法律上的特权，如流刑、充军，汉人是终身性的无期刑罚，而旗人仅服刑50至90天，刑期大大缩短。
这种特权致使旗人有恃无恐胡作非为，严重影响京师及直省等八旗驻防地的治安，乾隆以后不得不增加某些犯罪行为的实发条例，如在京满洲、蒙古、汉军籍外省驻防，以及盛京、吉林等处旗人，如系寡廉鲜耻应削去旗籍者，声明请旨，依律发遣。
第六类，特殊技能者
天文生，天文生是钦天监从事观测气象、气候的人员。清代法律规定：“天文生习业已满，明于测验、推步之法能专其事者，犯军、流及徒，各决杖一百，余罪收赎，仍令在监习业。”但如果属于“反、逆”及斗殴伤人抢劫盗窃等罪，不在此限，与平常人一体科断。此外，工匠、乐户犯罪者，依数决杖，但留住衙门，照徒年限拘役，往支月粮。
第七类，妇女
妇女犯罪应决杖者，奸罪去衣留裩(裤)受刑，其他罪行穿单衣决罚，皆免刺字;犯徒、流罪者，决杖一百，其余罪收赎。如果是命妇、官员正妻，杖罪也准纳赎。
另外，妇人若不是犯奸、盗、人命重案，或因小事牵连，俱提兄弟子侄代审。秋审时的重犯妇女解押勘问，经过地方，派拨官媒伴送。孕妇，应拷讯者，限产后百日拷讯，死罪应决者，也于产后百日施刑，应凌迟处死者，产后一月即行正法。
第八类，老幼病残
法律年龄概念，七十以上为老，十五岁以下为幼，老幼及废疾之人犯罪到官，不得拷讯，皆按证据定罪。军、流以下罪准其收赎，只有缘坐应流及遇赦仍流者，不准赎。
属于八十以上或十岁以下及重病者，犯杀人应死之罪，是否施刑，有司上报皇帝裁决。偷盗及伤人罪不致死者，也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犯死罪不加刑。秋审、朝审死刑人犯内，有犯罪时年七十以上或十五岁以下，经九卿会审拟为“可矜”，皇帝降旨减为流刑者，皆准收赎。
第九类，阵亡者之家属
对于阵亡者之家属，朝廷向来是有所照顾的。若犯寻常斗殴命案、不属于不可赦的死罪，定罪后，查取确实有犯罪行为，在上报的题本中说明情况，是否免于死罪，待秋审时由皇帝钦定。若准免于死罪，也只一人一次，以后不允许该阵亡者之家的再次申请。
从以上的这些情况来看，清代的法律尽管有维护封建等级身份的一面，但从人道主义出发，也算是颇有人情。和其他朝代相比，清代的法律制定的最为详细，也最具人性化。只不过，清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维护旗人方面，还是显得过于宽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