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军都督府是明朝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的总称，也是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的前身是大都督府，后来朱元璋将大都督府分为五个机构，权不专于一司，兵权对于皇帝来说能分散就不要放在一人身上。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之间也能起到相互牵制、监督的作用，那这两个军事机构究竟谁的权利更大呢?下面就一起来了解看看吧。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军攻下集庆后，按照元朝的军事领导体制设立行枢密院，统领麾下将士。随着实力的增强，朱元璋又在集庆设立了统军元帅府，在各重要地区设立了翼元帅府，分管各地将士。
太祖下集庆，即置行枢密院，自领之。又置诸翼统军元帅府。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于龙湾之战击败陈友谅后，废除了行枢密院，设立大都督府，以亲侄子朱文正为大都督，统领麾下将士。
罢枢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设司马、参军、经历、都事等官。
至正二十三年，在洪都之战中立下了大功的朱文正因不满朱元璋有功不赏而密谋发动叛乱，虽然朱元璋接到密报后及时处置了朱文正，但他还是决心消除大都督权势过重的隐患，所以他在大都督府增设了左、右都督。
大明建立以后，军权集中在大都督府的少数将领手中显然与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想法背道而驰，所以对大都督府进行分权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分大都督府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这样，五军都督府就继承了大都督府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掌管着除亲军十二卫之外的所有卫所，但是却失去了调兵的权力。
即便如此，从洪武十三年至正统十四年，五军都督府的权力仍然很大，卫所将领的选拔和更替、卫所士卒的操练、管理军户屯田和军事情报的获取都由五军都督府掌管。此外，事关帝国安危的重大军事行动都需要皇帝和五军都督府的都督们商议后才能决定。
五军都督府权力很大就意味着兵部地位的低下，不仅重大军事行动的商议兵部不得参与，就连五军都督府的事务兵部都不得干预。这样，兵部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皇帝向五军都督府发布调兵命令的信息传达机构。
祖制五军都督府，外人不得与闻，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书邝野向恭顺侯吴某索名册稽考，吴按例上闻，邝惶恐疏谢。
但是，随着明宣宗于宣德十年正月突然驾崩，三杨内阁乘明英宗年幼之机将兵部尚书王骥扶上了麓川之役明军主帅的位置，兵部第一次触碰到了军事指挥权。
在王骥的率领下，明军接连三次确定麓川之役的胜利，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兵部文官充分展露出了自己驾驭战争的能力，只是有大量战功卓著、爵位在身的武将坐镇五军都督府，兵部地位的崛起依然阻力重重。这种情况下，土木堡之变的发生为兵部地位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被俘，参战的二十万明军损失过半，武将勋贵集团的中坚力量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等人和经过他们悉心调教的新生力量尽数阵亡。而接下来的京师保卫战中，兵部尚书于谦却以一己之力挽狂澜，这就给世人心中留下了一种关键时刻还得靠文官的印象。所以景泰帝登基后，以于谦提督京营，兵部地位开始崛起，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开始逐步削弱。
景泰年间，每遇重大军事行动，朱祁钰都会跟于谦商议，并且卫所将领的选拔和更替、卫所士卒的操练都被收归兵部，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就只剩下了管理军户户籍和屯田等，兵部地位已然崛起。
明英宗复辟后，虽然通过废除于谦所设团营、召回天下镇守文官等办法打压兵部，但是随着石亨以图谋不轨被诛，大明彻底由文武并重转向重文抑武。
成化、弘治年间，管理军户户籍的权力也被收归兵部，五军都督府彻底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部门。
凡在京在外武职袭替优给，都司卫所呈送该府，奏过送兵部奏请定夺。后行奏俱改属兵部。
正德年间，明武宗通过宠幸武将江彬、设立两官厅的办法打压兵部的地位，但是随着明武宗的驾崩，这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
嘉靖年间，五军都督府仅剩的管理军户屯田的权力被收归户部，五军都督府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成为了武将的荣誉职衔。此后，凡遇征战，武将都由挂兵部职衔的巡抚或总督节制。
凡天下将士兵马大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皆属之。十三年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见若以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阴移之，其权渐分矣。所谓五都督者，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
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并没有严格划分过武将和文官，统治者对大臣最为看中的其实是文武兼备，唐代甚至还有边帅立功后要入朝为相的惯例。这种情况下，明代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宋代以后，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才有了明确的文官和武将的划分，但是，文官看待战争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武将看待战争更多的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并且在宋代文官的改造下，武将的培养单纯强调武勇而轻视谋略。这种情况下，明代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会出现问题。
像宋代文官那样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战争的明代文官统领武将们作战时，往往会出现一种尴尬的现象：武将领兵快速投入战斗会被文官指责为轻敌冒进、好勇嗜杀;武将选择等待有利时机再出战会被文官指责为畏敌避战、养寇自保。
这种情况下，武将就成了朝廷的战争机器，完全失去了战争中的主动权，如果统领武将的文官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还好说，一旦文官像杨镐那样，等待明军的就是萨尔浒那样的惨败。
此外，为了防止武将势力抬头，明代的文官们还拒绝一切有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建议，比如万历时期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曾提出过整训明军的计划，结果被文官否决，大明从而错失了最后一次提升军队战斗力的良机。
更加严重的是，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文官轻视武将、武将对文官阳奉阴违。这种情况下，文官和武将在战争中离心离德就成了一种必然，结果就是像松锦大战那样的惨败在明军中不断上演。
正是由于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明末才出现了军事形势由文官的军事素养决定的局面，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军事素养较高的文官在时，明末的军事形势就很好，当他们先后阵亡或被俘后，明末的军事形势瞬间急转直下，并在不久后灭亡，所以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成了压垮大明的第二颗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