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淞沪会战打了有3个月之久，中日双方的军队有成建制地投入到了战场当中，同时又成建制的报销，最终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之后近在咫尺的南京从地理上来说已经是无险可守。面对来自华东与华中两个方向军反的日本军队，国民政府仓皇的撤回到了武汉。问题是一马平川的武汉仍然是无法挡住日寇的兵锋。
在武汉做短暂停留之后，中央中枢不得不继续西撤进入四川盆地。历史走到这里仿佛再现了唐玄宗躲避安史之乱的景象，如果不出意外，成都将成为指挥中心直至胜利。但现实又与历史不一样，这次国民政府没有选择成都，而是把临近的重庆确定为战时陪都。
那么相较于唐明皇和刘禅都更加钟爱的成都而言，千年之后的重庆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总结起来，大体有这样三点：
重庆是山城，成都是平原，在现代战争中前者更立体，更加便于防空。
在以大刀长矛为主的冷兵器时代，防御者只要守住前线，根本无需担心敌人会从天而降，这个时候成都无疑是不二之选。颇具规模的城市建设可以为流亡政权提供起码的基础设施，广阔的成都平原也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但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所有这些优势都不存在，过于平面化的成都经不起敌军的一次暴烈冲击;从天而降的轰炸则会因为受弹面积过大而白白增加更多伤亡。反观重庆在这方面的问题则远远小于成都，周遭层峦叠嶂的群山不仅可以增加进攻的难度，同时多少可以弥补中国方面制空权的缺失，毕竟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不是任何一个城市都能扛得住的。
重庆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比成都更加完善，且当时二者之间没有铁路，物资难以从重庆抵达成都。
南京沦陷之后，跟随国民政府西撤的不仅是海量的文件档案，还有难以统计的军需物资，这种战时的紧急迁徙绝不是“搬家”那么简单。当时的交通工具最理想的就是铁路和船运，从南京溯流而上抵达武汉之后发现这里不能久留，于是继续沿江西逃。此刻在四川盆地内数得着的城市只有重庆和成都，前者位于长江沿岸，船开到就能卸货，后者距离岸边还有500公里，而当时成渝之间又没有铁路，如果物资再从重庆转运至成都不仅条件不现实，时间也不允许。平心而论，1937年重庆与成都最大的区别除了交通之外就是基础建设，经过四川几代军阀的经营，重庆作为一个城市的功能明显比成都更加完善。而且从地理上说，重庆扼守长江，背靠大巴山，是进出四川盆地的主要门户，只要重庆屹立不倒，日军的机械化兵团就无法突入后方腹地。
为民心士气着想，中央政府不能给国人偏安一隅的联想
历史上凡是定都成都的要么割据一方，如明末张献忠;要么偏安一隅，如蜀汉刘禅;要么狼狈出逃，如唐朝李隆基。此时抗日战争正以前所未有的暴烈程度进行着，如果引起国人将当下形势与上述任何一种情形联系在一起都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缺失，这当然是蒋公不愿意看到的。谁也不知道仗还要打多久，但只要国民知道重庆还有一个中央政府在拼死抵抗，中国就有赢的希望。事实上，比邻长江的重庆也的确把影响力辐射至了江汉平原，甚至是其他沦陷区和未沦陷区。作为抗战的一面旗帜，这个城市在八年时间里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让重庆这个名字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