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就连骂人的话，也花样百出，如果被人吼一句“杀千刀的”，那是极狠毒的咒骂，意味着被诅咒“不得好死”。
杀千刀，又叫“千刀万剐”，是对古代凌迟处死的一种更形象也更机械的说法，位列满清十大酷刑，一种令国人细思恐极的刑罚。
究竟犯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需要将人活活剐一千刀?真的要剐一千刀吗?这么残酷的刑罚是谁设立的?
不知道这些问题你有没有留意过，有个国际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从中外文献中，特别是晚清来华的外国人拍摄的有关“凌迟”的照片中，重新审视了“凌迟”这种在西方人看来匪夷所思的野蛮行为，当然，也对外国人抱着猎奇心态批判中华文化的这种优越心态作了深入研究。
然后，将他的研究所得写成了这本《杀千刀》。
1.西洋照片里记载的凌迟行刑细节
西方人第一次看到凌迟照片是在1904年，这张照片现存于法国索恩的尼普斯摄影博物馆。照片中的主角，也就是正在身受凌迟之刑的人，名叫王维勤，他杀害了李家12口人，被判“凌迟处死”。
据说刽子手会用36刀完成行刑，这就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一次完整的凌迟行刑记录。
那中国历史上没有杀千刀的?有，比如明朝大太监刘瑾，据史料记载，他被判决凌迟3357刀。
史料记载，3357刀一共分了三天割完：刽子手先从他的胸脯割10刀，然后对着他大声吆喝，怕他昏过去，等醒过来，再割10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了357刀，他还能勉强喝粥。第二天，他终于熬不住气绝身亡，但依然要继续割尸，直到割足3357刀。
据说行刑完毕，割下的小肉块被受过其害的人家抢着买下吃掉了，一文钱一块肉。这是名副其实的千刀万剐，残忍至极。
2.凌迟的“鬼逻辑”，国人的生死观
杀千刀对中国人来说，其威慑力量更大的，不是肉体被一刀刀切割，而是“死无全尸”，这牵涉到中国人独特的生死观。
中国文化和民间习俗对肉身有着独特的理解。儒家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且，随着佛教在西汉年间传入，轮回观念极大的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死观。在古人看来，生与死是一个轮回，肉体死亡，灵魂不灭，从生到死不是结束，更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开始。只要保持肉体的完整，则虽死犹生，方能享有重生的机会和被祭祀的权利。
所以，古墓里常常有金缕玉衣之类的东西，就是期望尸骨不腐，以求来世再生。
在这本《杀千刀》中，作者介绍了一本清朝年间传抄的“阴律善书”：《玉历宝钞》，这本宗教色彩极浓的书，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人死之后，还要到十殿阎罗那里继续受审判和折磨。
这种对待身体的态度，被洋人也记录了下来，一个在清朝海关部门工作的挪威人写到：“斩首对中国人来说是件十分可怕的事，因为他们坚信，一旦被斩首，便会以无头的样子进入另一个世界，并且一直待在那儿”。
按照这一文化心理，凌迟比绞刑、斩首之类的极刑具有更大的威慑力。不仅死前要挨上千刀、受尽折磨，还因为不得好死，肉体被严重地破坏，他们失去了再次转世投胎做人的可能，完全断绝了受刑者“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来世希望。有什么比失去希望更可怕的呢?
3.凌迟的起源及其合法性
凌迟之刑虽然极有威慑力，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凌迟在中国刑罚体系中的出现，却始终是一种“例外”，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法外之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正式承认，其合理性一直遭到质疑。很多研究者也都认为，凌迟作为酷刑的极致，在古代中国其实极少被使用，只有谋逆造反、忤逆人伦等极少数重大罪犯才被施刑。
事实上，作为一种极刑，凌迟在中国古代出现得很晚。
论及酷刑，古代中国并不少见，比如残暴的商纣王发明的炮烙之刑，春秋战国时的五马分尸，楚汉之争中动不动就把人煮了，“分一杯羹”，等等。但是，到了汉朝以后，在儒家理念的影响下，对待刑罚一般都比较谨慎，大多以五刑为主，即笞、杖、徒、流、死，并根据罪行轻重细分等级。在死刑方面，绞刑和斩首最为常见。
据专家考证，凌迟最早出现在10世纪的辽国，被记载在《辽史·刑法志》中，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含义，专家们考证了很久也莫衷一是，但普遍认为是汉人文字和草原民族契丹语的结合，大概的意思是“被缓慢的处死”。
北宋时，面对盗贼和士大夫的反叛，一些官员不断上奏皇帝核准凌迟之刑，就是说，到底此刑要怎么实施，得有个标准。那时候，凌迟都没有被写入法律，只是作为“例外”的刑罚，不过已经被经常使用。
到了元代，作为草原民族，他们不信儒家那一套，统治者毫无思想压力地强化了凌迟之刑，并正式写入了法律。明朝尽管是汉人政权，但朱元璋登基后，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元朝后期刑罚失之于宽。
朱元璋，典型的嗜血之徒，杀人狂魔，特别是对那些开国功臣，他十二分地不放心，因此，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他用刑格外严酷，不仅在《大明律》中保留了凌迟，还常常突破律例使用凌迟之刑。在他主持编写的“以案说法”的《大诰》中，许多罪行情节较轻的犯人，也被他加大刑罚程度，判了凌迟处死。
清代基本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凌迟也被写入了《大清律》。特别是对于农民起义军领袖，只要抓到，一律凌迟处死，其中最有名的要算太平天国的石达开。
1862年6月25日，石达开和另一位起义军领袖曾仕和被凌迟处死。他俩被面对面绑在十字桩上，刽子手先割曾仕和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道：“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紧咬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了一百多刀，但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毫无惧色，其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无不震惊。
事实上，由于太过残酷，凌迟一直被主张“仁政”和“明德慎刑”的儒家士大夫视为没有道德合法性，将其称之为“闰刑”，闰月的闰，也就是非常情况下采取的非常措施。
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法律是改变世道人心的手段。凌迟显然与儒家的道统相悖，因此，儒家士大夫们一直致力于抵制凌迟的合法化。
虽然中国古代的王权离不开儒家思想治理天下，虽然凌迟有违儒家仁和思想，但是，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凌迟很难主动被废止，它是皇权一家独大、不受制约的血淋淋的体现，它的的存在是王朝统治的需要。
因此，历史的惯性让凌迟的惨剧一再上演，直到一个新的世界的到来。
4.凌迟成了西方殖民者攻击中国的道德利器
1857年，英国出版了一本小画册，描绘了一系列中国典型酷刑，剥人皮、抽肠、凌迟，等等。而另一位德国学者也写道，围观行刑的中国人，嬉笑聊天，抽纸烟，吃水果，还有人收集犯人的鲜血，毫无人性。
这是典型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酷刑，在这个问题上，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与冲突展现的淋淋尽致。
1910年左右，恐怖的中国凌迟酷刑开始在欧洲声名大噪，因为1904年左右法国士兵拍摄的照片，以明信片的形式编辑成册，在欧洲大肆风行，残忍的处决场面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
这些照片成了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野蛮罪证，并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强化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如此种种，西方人认为中国就是个离奇、原始、未开化的国度，与文明的西方天差地别，特别是中国人竟然对如此残酷的刑罚习以为常，实在是麻木不仁、愚昧、野蛮、落后的最好注脚。
但是呢，西方人在酷刑这件事上，也并不比中国人文明。残酷的肉刑绝非东方独有，在西方人的暴力史中，类似的酷刑数不尽数。
对于东西方对待酷刑的差异，作者提出了一个 “历史时差”的问题，他认为，在欧洲，极端残酷的刑罚在启蒙时代，就已被取消合法性，司法实践不再有，惩罚开始从“身体”转向“心灵”，这也确立了文明刑罚的判断基准。
然而，当西方人开始文明刑罚的时候，曾经是西方崇拜对象的中国，却依然停留在酷刑阶段，所以，文明的西洋人，看到凌迟这么残酷的刑罚，自然就把它看作“野蛮”与“落后”的标志，高高在上的洋大人们，自然也没有放过这一有利武器，从道德上大肆攻击中国，天知道他们记不记得，也就100多年前，自己的祖先们对酷刑有多么狂热。
于是，西方人刻意在现实报道中夹杂了大量的道德谴责，顺便掺杂了很多生动却完全虚构的想象，生生把中国人描绘成喜好酷刑的民族，这么一来，在西方人心理，中国就是个野蛮、残忍、落后，需要先进文明拯救的地方，他们试图说服世界，只有彻底摧毁传统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体系，中国式酷刑才可能被终结。
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对凌迟的报道，一次又一次地为殖民中国、侵略中国提供了理论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