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清朝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巅峰，这两个朝代完成了数千年来中国皇帝们孜孜不倦的追求，让权力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明清皇帝们完成了第三阶段的权力分配，造就了现实意义上的个人专制统治。
但他们完成这一任务的基础并不在于“君权神授”的思想理论，而是重新建构了权力分配和运用的框架，在此框架的支持下，皇帝们得以高枕无忧，从此牢牢把权力的纸牌攥在手里。
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权力被俘虏了，在这一阶段，一个最高的统治者挥舞着自由的鞭子抽打这个世界，人们的设想不是毁灭鞭子，而是如何得到它。
作为我国古代君权社会君主专制最成功的两个朝代，那么明朝和清朝的皇帝分别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加强君权呢?
今天我就来详细说一说。
明朝：架空下层权力的内阁制度，以及权力下流的管道司礼监
朱元璋没有废除丞相以前，其沿用的行政制度依然是三省六部。“胡惟庸案”以后，朱元璋盛怒之下废除了丞相和中书省，这是大家熟知的历史段落。朱元璋感受到了来自于丞相对帝国的威胁，在此之前，丞相和中书省所拥有的行政决策权一度让前面的皇帝们如鲠在咽。
朱元璋废除丞相和中书省，把权力进行调整分配到六部，使得原本只是执行部门的六部摇身一变成为了行政部门，并直接对朱元璋负责，于是在皇帝和六部之间没有了阻碍，这是君权的首次强化。
为此朱元璋还给子孙后代立下规矩：
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明史·职官志》
其实，朱元璋把丞相废除就算了，毕竟只要有丞相在，皇帝的决策权就始终受到掣肘。但朱元璋把中书省也一道撤销了，这样一来，所有的政务都一下子积压在了皇帝身上，没有决策部门协助和分担皇帝的工作量。
朱元璋不得不笔耕不辍的处理政务，其纪录一天之内就处理了四百多件国事。这对皇帝来说实际上反而是种折磨，朱元璋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仿照宋朝的制度，设立了殿阁大学士担任政务顾问，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明史·职官志》
如此一来，朱元璋的压力顿时减轻了不少，但这位勤奋的皇帝还是毫不倦怠的处理政务，但就是这么一位勤劳的皇帝却出了两个几十年不上朝的后代。
时间一晃来到永乐朝，由于皇帝的政务压力过大，在殿阁大学士的基础上建立了内阁制度，被赋予了参预机务的权力。也就是说，在明成祖朱棣的改组下，改变了朱元璋事必躬亲的作风，把议政权下放给内阁，把行政权分配给六部，而皇帝自己则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
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明史·职官志》
这时候初步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三权分立”制度，除了加强君权，朱元璋时代还加强了中央集权，设立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民政)，提刑按察使司(司法)，都指挥使司(军事))主管地方事务。
三司长官互不隶属，直接对皇帝负责，这让皇帝无形间加强了对地方上的控制。而这时候的司礼监也还没有掌握“批示权”，尽管朱棣登基得到了宦官的不小帮助，不过这时候的宦官团体还属于皇帝的亲信，尚还没有参与到政治运作中来。
明朝的内阁制度完善化是在永乐后期和明宣宗之间完成的，内阁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议政权，而司礼监也在明宣宗时期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其变化是宦官已经开始学习文化，这就为太监们参与政治提供条件。
司礼监秉笔太监也就应运而生，其主要职责是按照皇帝的旨意在奏章写下最终的决策，毕竟大量的奏折堆积起来，皇帝一个人批示是一件十分庞大的工作量。
由此，明朝内阁制度的“三权分立”得以成熟，通政使司先把地方和中央官员的奏章汇总起来送到皇帝那里，皇帝过目以后交由内阁处理，让他们拿出解决方案，内阁把处理方案拿出来后再回呈给司礼监，这叫“票拟”。
皇帝看过这些方案以后决定是否采用，并让秉笔太监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奏章上写下最终决定，这叫“批红”，因为是用红笔写的，最后送交六部予以执行。
而这就是明朝的行政框架，皇帝拥有一切政务的最终决策权，内阁只有议政权，它的职责就是拿出解决方案，但它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执行权。而司礼监秉笔太监只是替皇帝代为执笔，所以皇帝才是事实上的决策者。
所以在万历一朝出现了大量的官员空缺，“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就是因为只有皇帝拥有任用官员的决策权，皇帝不张口，下面的人就没有办法。
如此一来，内阁实际上已经被皇帝架空，而司礼监也不过是皇帝向外输送权力的一个通道，这是明朝权力分配的一个巧妙之处，皇帝只负责最后的决定权，这一决定性的权力最终让皇帝拥有了无可撼动的地位。
因此哪怕嘉靖和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但他们依然可以呆在自己的寝宫里，通过司礼监遥控天下政务，换句话说，设立内阁的好处就是皇帝没有必要每天上朝和大臣见面，直接听取他们回报工作。
大臣们只需要把工作写在奏章上，通过通政使司集中送到皇帝那里，皇帝过目之后再下放给内阁，通过这样的形式皇帝也能妥善处理政务，但前提是皇帝愿意处理这些政务，像万历皇帝就和大臣们赌气，政务一概不问，由此让明朝政治越发腐朽。
因此说“明亡，实亡于万历”并非没有道理，嘉靖虽然不上朝，但好歹还是处理政务。
清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南书房和军机处
清朝在没有入关前的权力中枢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努尔哈赤设置了议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还有诸贝勒五天开一次大会，进行国事谈论。参会人员由皇帝进行任命和取消，应该说算是一种较为民主的共议制度。
置议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釐治政刑，任用者止亲贵数臣，官称职立，人称官置——《清史稿·职官志》
清朝建立以后，尤其是清朝统一全国以后，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人员越来越多，矛盾也变得越发尖锐，譬如南北党争，满汉之争，无形之间都降低行政效率，同时皇帝集权的需要也开始凸显。
这时候明朝的内阁制度也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沿用，但是并没有成为主体的行政制度。最重要的是这时候的内阁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内阁大臣们拿出解决方案时是根据皇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擅自做主。
尔等(大学士)职司票拟，一应章奏有成规者，尔等不过照例拟旨，凡有改正者，皆联亲裁，未能俾尔等各出所见佐联不隶，是皆联不能委任大臣之咎，以致尔等俱未获尽展才猷——《清世祖实录》
康熙年间设立了南书房，南书房的成立原本是康熙为了听取儒生学士为自己解读典籍，后期慢慢成为皇帝的私人权力中心。
皇帝通过挑选“择词臣才品兼优者，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者进入南书房，所以南书房更像是皇帝的私人组织，在这里康熙有时候通过南书房处理政务或发布诏令，是康熙为了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影响力，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绕过议政王大臣会议。
有助于皇帝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军政大事，但康熙以后，南书房逐渐失去了这样的职能，从而沦为皇帝读书写字，陶冶情操的地方。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南书房的削弱下也逐渐不再成为讨论军国大事的地方。
雍正年间，因为对西北用兵，雍正临时成立了军机处，设立军机大臣，由皇帝亲自挑选朝中大臣。不过雍正年间的军机处只是一个临时部门，并没有官署，也没有专官之职，军机大臣实际上是一种兼任的官衔。
只有当皇帝需要时，军机大臣才会被召见，参与皇帝的议政大事，皇帝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最终的决策权在皇帝那里。拍板决定以后，军机大臣会根据皇帝的决定起草诏令和文书，然后下发给相关官员。
机要章奏皆下焉。诏旨有明发、有密寄，由(军机)大臣面呈指挥具稿以进。自是内阁票拟特寻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机庭，兼议政、视草而一之——《鹤半巢诗集》
而这时候的内阁发挥的作用实际上也不大，大臣们的奏折也不再经过内阁被送到皇帝面前，而是奏事处，皇帝也不需要经过内阁把自己的批示下放给官员，更多的是通过军机处，但军机处并不是具体的官署衙门，它只是名义上的官署，军机大臣也只是兼任，只有当皇帝需要的时候才召见。
清大学士，沿明旧名，例称政府，实则国初有议政处以掣其柄。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清史稿·大学士》
到了乾隆时，军机处才成为清朝的权力中枢部门：
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至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枢垣纪略》
不过乾隆还是演戏了雍正的做法，并没有把军机处设立为具体的部门，它依然只是一个临时性质的权力班子，而军机大臣也只有被皇帝召见时才能发挥作用，这很大程度上让大臣们无法专断朝政，而皇帝始终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大臣们只有汇报和提供建议的权力，另外为了规避宦官专政，设立内务府，严格规定了宦官的职权，内务府官员一般都由满族王公大臣担任，也就杜绝了内务府大臣和太监们相互勾结的事情。
内务府的职责只管宫中的事务和皇帝的起居生活，是一个封闭的内廷系统，不会和外廷产生交集，而明朝的内务系统却直接和外廷打交道，这就造成了宦官干政的现象。
另外，清朝统治者也是历代中很少出现昏君的一个朝代，对宦官保持的高度警惕也是清朝没有宦官干政的缘故。
应该说，通过设立军机处，清朝统治者很巧妙的把大臣的权力给稀释了，而自己则完全掌握了一切军国大事的决策权，再加上杜绝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所以清朝成为历朝历代政体最为稳定的一个朝代。
所以，及至晚清时，清朝皇帝依然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清朝政体的动荡不是从内部产生的，而是外部。反观明朝虽然有内阁制度作为保障，但是却饱受宦官干政的困扰，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统治者自身堕落导致的结果。
而清朝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它确实没有出现过昏君，也就是所谓的“庸而不昏”，这也是清朝政体保持持续稳定的原因。
同样，也是清朝成为我国君主专制最巅峰的一个朝代，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个人专制统治”，而这些都是对权力的恰当分配和调整的结果。
那么，你认为明朝和清朝哪一个制度更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