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7年，刘邦率领军队攻陷关中，秦王子婴眼见大势已去，携带玉玺等皇室宝物投降刘邦，至此秦王朝灭亡。此时距离秦始皇统一六国仅仅只有十五年。
秦王朝的大厦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轰然倒塌，不仅令继承它的汉王朝在治理国家上如履薄冰，矫正大秦王朝的制度弊端，避免走上同样的道路，还让对大秦王朝崩溃地如此迅速持续争论了两千多年。
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观点影响了后世对大秦王朝崩溃的判断，将复杂的原因简单粗暴地总结为'仁义不施"四个字，从此中国王朝的兴盛与衰败不再是社会问题，而是转化为道德问题，落入了反抗暴君与拥护明主的窠臼之中。
退一步说，承认贾谊在《过秦论》中观点正确的前提，必须保证正史记录的事件准确无误，否则《过秦论》不过是一篇文采飞扬、极具雄辩色彩的文章，而不是客观的历史分析。
中国隔代修史的传统自有其好处，编纂史书的人可以少一些负担，书写的内容更加宽松，一些不光彩的记录也能秉笔直书;可坏处也显而易见。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王朝的轮替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自从武王伐纣取得胜利后之后，凭空造出“天道”来证明周代商的合法性之后，关于前朝末期的记录就会极尽抹黑，达到“天道”站在自己一边的目的。
有鉴于此，汉王朝关于秦王朝的历史记述不能全信，贾谊的《过秦论》表面上在描述秦王朝的覆灭，实际上有着强大的现实关怀，与其说贾谊是在描述秦王朝，不如说他在描述自己亲眼所见的历史。贾谊的论点自然就站不住脚了。
那么，大秦王朝崩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清楚地了解大秦王朝崛起的政策。这一原本令它崛起于西方最终横扫六合的政策，最终埋葬了它。
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这既是上天的馈赠，也是上天撒下来的牢笼。各个诸侯国之间虽然战争不断，也会进行贸易交流，但毕竟以农业立国，进而古代中国发展出一种内陆式自然经济。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自然经济占据主流，想要在诸侯之中成为强者，就必须从农业下手。战国时期的农民不仅地位低下，而且还要负担极重的赋税，还要接受贵族和商人的盘剥。许多农民生存不下去，只好从事一些其他生计，导致了土地荒芜。
诸侯之间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是士兵，一个是粮食。而这两个的来源恰恰与农民关系重大。农民既是兵源，也是粮食的生产者。从这方面看，农民是国家的根基，然而现实中农民却是地位低下，这一矛盾困扰着所有的诸侯。
解决这一矛盾的人是商鞅。商鞅提出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并且对贵族的权力给予打击。而秦国的自然条件也给商鞅的这一策略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和东方六国相比，秦国地广人稀，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商鞅要求两兄弟以上的大家庭必须分成几个小家庭，弟弟不得依赖父亲和兄长生活。这样多出来的劳动力就可以从事劳作，国家得以收取更多的税赋。
技术的发展也是商鞅政策得以实施的关键。先民对铜的开采较早，可惜冶炼成本昂贵，不利于大规模推广，很长的一段时间，只是作为礼器流行于贵族之间。农民耕种使用木犁，大家庭的成员合作才能完成农耕，既笨拙又不实用。
铁器出现之后，被运用到农耕之中，铁犁很快取代了木犁，原本大家庭多人合作才能完成的农活，现在小家庭就能胜任，劳动效率更高，粮食产量更大。
商鞅的策略果然奏效，可是秦国人口还是不够用，于是他鼓励其他国家的农民向秦国移民。移民秦国后，赠与大量的土地，免除三代的兵役。如此诱惑的条件，许多国家的农民蜂拥而至，尤其是三晋的农民。
从此之后，秦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基本定型：自耕农和士兵。两者完全独立，自耕农就是摆脱了佃农身份的农民，不再受到有爵位的贵族的驱使，也不用上阵打仗，只需要对国家尽义务;士兵不再从事耕种，可以根据军功加官进爵，成为一种变相的贵族，以此激发士兵的主观能动性。
在商鞅的改革之下，秦国虽然处于封建制度之下，原本处于领主之下的士兵和农民已经直接隶属于国家，只对国家尽义务，原来的贵族变成只有封邑、却无实权的领主，封建制度在秦国已经名存实亡。
商鞅为秦国确立的社会结构适用于当时正在迅猛发展的秦国，却不适用于统一六国之后的帝国。
秦始皇用武力征服了六国，如同拿破仑在欧洲推行他的法典一样，秦始皇也将适用于秦国的制度推行到原来六国的境内。
百姓要负担过高的赋税，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战国以降，诸侯国之间征伐不断，持续百余年的战争都没能将诸侯国内部拖垮，秦王朝统一之后短短十几年因为税赋问题导致民众揭竿起义，这不符合常理。
真正的原因只是原本属于六国贵族的特权因为制度的改变被剥夺，才会再次集结到一起，企图恢复原来的封建制度，而项羽后来所做的一切就是明显的证明。
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士。士通俗来讲，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哪里需要人才，他们就会奔向哪里。他们的生活来源靠各国贵族的供养，他们在关键时刻会替这个贵族卖命。
士作为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这套行为准则可能是正义的，也有可能完全出于个人的好恶。韩非子早就对士心存不满，他的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说明了一切。
秦国没有统一之前，士基本上游走于东方六国，统一之后，这些人全都丢了饭碗。丢了饭碗的士们不惜铤而走险，与原来的落魄贵族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秦王朝。
秦王朝靠着法家治国也是商鞅留下的政治遗产，统一之后暴露出极大的缺点。秦法事无巨细都有相应的惩罚规则，利用好了就是依法治国的典范，利用不好则成了树敌的良方。
东方六国最终被秦国灭亡，和贵族本身内部腐化，生活过于安逸有相当大的关系，一旦统一，秦法必然就会降临到原来六国的土地，强加于六国人民的头上，突然被法律钳制，六国人民本能地生出厌恶之情。
秦国法律过于绵密，导致六国原本视之为正常的举动都有违法的嫌疑，以当时的行政效率，不可能对每件事都仔细审查，违法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官吏缉拿的固然都是有罪之人，可在这些有罪之人眼中认为自己完全是倒霉，而侥幸逃过一劫的人，也不会放松警惕，因为不知道哪天灾难就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法律的绵密也给予了官吏无限的权力，原本是皇帝赋予他们的权力，现在他们拥有了自主权，权力滋生腐化，官僚机制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如履薄冰，只会变得无法无天。
官吏们自会选择办理对自己有益的案件，那些困难并且毫无头绪的案件，直接放弃追查。刺杀秦始皇的张良不但全身而退，负责的官吏也没有受到处分;杀人的项梁多次犯案，也没有被缉拿正法。
士兵们奋力厮杀的背后，是有爵位的诱惑，所以只要在扩张，就一定会有人愿意卖命，统一之后，没有了敌人，原本的奖励也随着烟消云散。
这些士兵们过惯了刀头舔血的日子，一旦刀剑入鞘，便手足无措。战场上他们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勇士，下了战场，无所事事的他们，早已经适应不了单调而乏味的生活。
部分士兵回到家中，横行乡里，成为不稳定的因素;而没有回到家中的士兵，被安排戍边，没有奖励，只有付出，心理上的落差得不到满足，难免滋生不满的情绪，只要有人挑拨，马上就会爆发。
农民虽然不需要服兵役，还有为国家免费做工的义务，统一之前的秦国，疆域不大，从家中出发到目的地只需数天，加上做工的时间，最慢一个月也可以完成。
统一之后，为国家免费做工的政策不变，但是国家疆域变大，从前农闲时候可以完成的义务，现在需要耽误耕种的时间，久而久之，土地荒芜，而赋税不变，对平民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秦王朝就如同坐在火药桶上，如何一颗火星就可以点燃，而谁都没有想到，点火药的居然是毫不起眼的陈胜。
秦始皇也意识到统一之后问题重重，否则他怎么会巡视天下呢?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刻下一块功德碑，碑上的文字没有君主的傲慢，倒像是在祈祷：“延元万年，天下康宁”、“黔首康定，利泽长久”、“光施文惠，明以义理”······
可惜秦始皇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所在，这也不能全部怪在他的头上，毕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他所做的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他天真的以为只要把贵族们迁移到咸阳，就可以让他们彻底臣服;只要销毁了兵器，天下人就可以乖乖听话;只要他每天不停息地批阅文件，这个王朝就可以传到万代。
他继承祖先们的基业，完成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事业。他治理之下的秦王朝就像一个体质健硕的人，手中攥着很久以前商鞅给开的补药药方，这个药方曾经让这个健硕的人摆脱了羸弱的身躯，只不过这个人的身体超过负荷的时候，却依旧还在服药······
秦王扫六合， 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 诸侯尽西来。
秦始皇建立的功业都在他死后十五年消失殆尽，曾经帮助自己国家崛起的政策最终竟然埋葬了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