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的大一统朝代之一，唐朝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那就是以安史之乱为节点，唐朝呈现出来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唐朝欣欣向荣，缔造了大唐盛世，举世闻名;然而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却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重现大唐盛世。
可以说，安史之乱就像是一把尖刀一样，将盛唐拦腰斩断，以致于很多人提起唐朝，根本就不提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
可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步伐并不算缓慢，从安禄山、史思明反叛，到朝廷将叛乱镇压平定，一共不到八年。然而唐朝在将叛乱平定以后，却始终没有重现辉煌，别说重现盛世，连像样的中兴都没有出现几次。这不免令人疑惑，到底是什么，让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一蹶不振呢?
安史之乱的打击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场席卷全国的内乱，给社会带来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整个黄河中下游，几乎都遭受战火，这让唐朝元气大伤。
可是战争的打击是唯一的原因吗?当然不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朝代发生大规模内乱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但封建王朝往往可以凭借自身的体制，逐渐恢复元气。唐朝被一次安史之乱给打击得一蹶不振，就说明它的体制已经出了问题，丧失了恢复元气的能力。
其实，唐朝的体制问题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来，它们集中体现在兵制和将制上。唐朝初年以府兵制为主，官府征发均田农民，闲时让他们务农，战时打仗。可是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到唐玄宗时期，均田制已经崩溃，农民们纷纷流亡，唐朝府兵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为了缓解兵员的压力，唐玄宗下令实行募兵制，在诸色征行人和客户中招募自愿长住镇戍的健儿。这样一来，唐朝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
在将制上，唐朝设“节度使”一职。起初，节度使还只是管理边地兵镇的军事，但是后来，许多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仅管理军事，而且还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新唐书》中载：“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这样一来，节度使便成了辖区内的“土皇帝”，连州刺史都成了他们的部属。
这种政治体制，势必会导致藩镇崛起。到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拥兵二十万，但中央却只有八万。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安禄山失败了，但是藩镇还在，节度使还在。
唐朝的统治者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却无能为力。唐朝的军人们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他们不会允许朝廷结束藩镇割据的格局。
面对这种情况，皇帝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妥协，要么宣战。唐代宗选择了前者，唐德宗选择了后者，但他们都失败了。代宗的失败在于他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彻底铲除后患。唐代宗平定安史之乱后，仍任归唐的安史旧将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三人为节度使，并率所部驻于河北，史称河朔三镇。德宗的失败在于唐朝积重难返，他又太过心急。代宗姑息余孽，以致于河北成为割据势力，德宗想要解决河北，但却引起各地军镇的动乱，最终连长安都丢了。
而这次失败，又埋下另外一个祸患：宦官干政。德宗命禁军“神策军”讨伐河北的河朔三镇，但是军中和各地藩镇却出现大量不听调遣和临阵倒戈者，以至于德宗大败，长安沦陷。自此以后，德宗不再信任朝臣，他开始重用心腹宦官，让他们辖制军队。德宗以为这样就可以掌控军队，但他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举动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皇帝本就只有神策军这么一支亲军，当他们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太监以后，就再没有凭借了。掌控神策军的宦官走上台前，明目张胆的篡权，他们将穆宗、敬宗害死，文宗、武宗也被宦官挟制，没有实权。这种情况持续了一百多年，在这期间的皇帝不是被太监杀死，就是沦为太监的傀儡。
而且，这还只是内忧，唐朝还有外患。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朝廷从大量抵御吐蕃的军队中调拨士兵，平定叛乱。吐蕃见此良机，大举入侵唐朝边疆，占领了唐朝的大片地区，他们甚至还一度攻入长安，拥立了伪帝。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安史之乱。唐朝当初平定安史之乱之所以那样迅速，是因为朝廷对割据势力们进行了妥协，但有得就有失，快速平定安史之乱的代价就是藩镇割据的隐患。唐朝解决不了藩镇割据，还因此衍生出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唐朝还能够苟延残喘一百多年已经属实不易，想让它重建大唐盛世，那是难如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