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元年，晚明直臣瞿式耜上《陈政事急着疏》，以悲愤笔墨痛骂明朝黑暗诏狱：只要有人被抓进诏狱，那后果就是“魂飞汤火，惨毒难言”。但同样是获罪，倘若没有被抓进诏狱，而是进了刑部监狱呢?那可真是“便不吝天堂之乐矣。”同样是蹲监狱，没蹲进诏狱，竟然就能乐得跟到了天堂一样?
这雷人景象，也恰恰戳中了明代一个事实：作为中国古代有着悠久历史，明代时由锦衣卫北镇抚司直接掌管的诏狱，就是这么如地狱般恐怖。
理论上说，诏狱作为“天子之狱”，虽然也关押了许多草根犯人，但蹲诏狱的“主力”，大多都是官员。对待这些曾是“官身”的犯人，待遇规格自然也比较高。特别是自明朝天顺年间起，诏狱里的犯人都从此享受“米日一升”的待遇。遇上天寒地冻的节气，明朝官府也常给诏狱犯人发放“袢袄裤鞋”。诸如杨溥黄文焕等有过“高官经历”的犯人，还能在狱中读书写作，比如黄文焕，就在诏狱里完成了《陶诗析义》等大作，文学意义十分重大。
乍看这些，似乎诏狱里的犯人们，“小日子”过得还算凑合。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诏狱到底有多恐怖?可以先看看环境。以《万历野获编》的形容说，那真是“不比法司”，也就是环境比刑部监狱恶劣得多。诏狱的空间十分狭窄，一群犯人拥挤在里面，不但守备森严，每送进一件东西都要层层审查。而且其建筑阴冷无比，且牢房里严禁生火，哪怕是严寒的冬天，也是白白挨冻。每一分每一秒，基本都是活受罪。
虽然一些重臣，也有可能得到些额外的关照。但大多数的犯人，绝不会有这种好命。比如在明朝吏治相对清明的天顺年间。刑部郎中陆孟昭一次去诏狱查验囚犯，当初就被诏狱的恶劣环境惊呆了：只见诏狱里的犯人，各个身戴枷锁躺着，任凭成群的老鼠肆意啃咬，现场一片血肉模糊。看得打哆嗦的陆孟昭，一咬牙买了一群猫送进来，这才“鼠患顿息”，救活了好些人命。
但是，倘若陆郎中没来诏狱呢?这老鼠肆虐的景象，又要持续多久?多少人会在这黑暗中默默死去?细思极恐。
虽然，为了降低监狱里的“死亡率”，诏狱也有给犯人送药等福利，但事实是杯水车薪。成化年间的明代典籍《菽园杂记》记载，当时诏狱里最好的药物叫“轮回酒”，“原料”其实就是人尿。而且还真有效，比如南京吏部侍郎陆公纶，就靠着喝这玩意，在六七年的“诏狱生涯”里，多次从病魔里逃脱出来。
而比起这严苛的生存环境来，诏狱里的另一大“死亡威胁”，就是锦衣卫的腐败。
作为“天子之狱”，诏狱在皇权的眼皮底下，随着明王朝的日益腐败，自然也就越发“灯下黑”。看管诏狱的锦衣卫官吏们，也是极尽勒索压榨之能事。比如大儒王阳明的得意弟子冀元亨，由于受恩师株连，开罪于许泰等明武宗宠臣，竟被罗织罪名下了诏狱。然后在这阴森的监狱里，被收足了钱的狱卒们各种折磨。虽然最后幸运出狱，但由于受刑过重，出狱五天后就溘然长逝。
而且如冀元亨这样，能够活着熬出狱的人，都算是幸运儿。更多的情况是，在这环境恶劣的诏狱里，且时时受到酷刑拷打，带着各种伤痛，死亡是随时会发生的事情。就连诏狱里的看守，日久天长都形成了套路：每当有犯人死于诏狱，狱卒们往往先不报告，而是假意先说犯人生病，假模假样拖了好几天后，才把死讯报上，以此来逃避责任。
明代的史料里，那些关于某某人“病死诏狱”的记载，简略几笔的背后，往往都是这样触目惊心的过程。
而与死亡同样恐怖的，还有诏狱里漫长的煎熬。以明朝的司法制度来说，诏狱只是个暂时羁押犯人的地方，蹲诏狱的时间不会太长。但随着明朝行政效率的低下，一个犯人被投入诏狱，往往就成了“被遗忘的人”：案子久拖不决，犯人也就被关押的遥遥无期，经常是经办的官员们，往往都忘了牢房里还有这么个人。
比如天顺初年，一位曾因上书言事而被捕入诏狱的广东老百姓，就在被羁押了十八年后出狱。嘉靖年间的礼科给事中沈束，更是被羁押了十八年。到了万历年间，由于明神宗常年消极怠政，许多案件一压再压，监狱里也就人满为患，诏狱更成了重灾区：临江知府钱若庚，三十九岁那年获罪下诏狱，然后一蹲就是三十七年。他入狱时儿子才一岁，等到儿子三十八岁了，竟还没见过父亲……
而到了风雨飘摇的明末，极度腐败的诏狱，更是变得黑暗无比。天启年间魏忠贤乱政时，那些被捕入诏狱的东林党人，几乎都在酷刑下死于牢狱中。甚至犯人死后，连家属都不告知，直接从诏狱的后门，把尸体用席子裹了扔墙外。对于那时的诏狱来说，这凶残一幕，已是司空见惯的操作。看过此情此景，就可知这明王朝，已是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