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为疫情的原因，国务院办公厅27日凌晨发布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现将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日(农历正月初九，星期日)，2月3日(星期一)起正常上班。”
那么，古代春节的假期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其实，春节放假七天，是从唐朝开始就有的“传统”。据唐玄宗颁布的红头文件《假宁令》：“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意思是，春节放假七天，冬至放假七天，一年里只有这么两个“黄金周”。而到了唐朝后期，寒食节的假期也从三天调整到了七天，变成了第三个“黄金周”。
据《宋史》记载，宋朝时期的历年春节，在开国之初也放七天假。至于中秋节、重阳节、端午节等节日，北宋政府规定，朝廷官员最多只能有三天的假期。如果公务繁忙的时候，则直接缩减成一天。因此，宋朝的上班人员并不比现在的上班族轻松。而且，他们可没有五一节、国庆节什么的。
可是，就是这样难能可贵的七天假期，也没有长久地持续下来。
与现代较为固定的节假日体系相比，古代的节假日经常面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调整。比如，宋朝著名的大清官包拯就曾经上书朝廷，要求将七天假期减为五天。当时，包拯正担任北宋的财政部长，从上任开始，心系民生的包拯就一心扑在了工作上。每天一睁开眼，他的脑子中就都是盐铁税赋的计算。
所以，在他看来，过年放这么多天假纯属是浪费时间。即使要休息，五天时间也足够了。宋仁宗读了包拯的奏疏之后非常欣慰，马上下令缩减春节休假的时间。从此，宋朝的过年假期就由七天变成了五天。五天假的实行，虽然令包拯这样的工作狂非常满意，但却苦了其他的官员。
毕竟，在宋朝那个文恬武嬉的年代，不是每个人都像包拯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但是，在至高无上的皇帝面前，谁也不敢出言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面上是五天假，可很多官员总是以各种方式拖延年后的上班时间。有的说家中有事实在是来不了，有的说身体不舒服只能在家中休养，有的来到了办公地点也是敷衍办事。在过年这种喜庆的气氛下，朝廷也不好强加管制。
宋哲宗即位之后有感于这种现象，于是下旨延长假期。从此，宋朝的春节又变成了七天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宋徽宗时期。宋徽宗被金军掳走之后，北宋灭亡。气焰正盛的金军趁势南下，想要将中原大地一举收入囊中。南宋小朝廷刚刚建立，根本不敢正面与其交锋，只好步步退缩。在南宋建国之初的六七年中，宋高宗只求自保，甚至，连一个固定的首都都没有，就更不要说过年的放假问题了。
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之后，南宋朝廷才彻底稳定了下来。这一年，春节放假五天，以后也基本沿袭此例。
宋朝的官员虽然可以在过年的几天假期中痛痛快快地放松一下，但是，很难满打满算地休够七天假。雍熙二年(985 年)的春节前夕，宋太宗下令放假七天，值班一天。也就是说，过年的时候每天都要安排人值班。等到雍熙三年(986年)，过年的时候官员们连一天假也休不了了。
当时，由于金国同其他国家发生了战争，为了防备突发事件，南宋政府规定过年期间一切照常，一天假也不放。在如此苛刻的假期制度下，官员们很少能够回家探亲。离家近点还好，离家远的官员经常都是几年回不了家。苏轼曾经在江南一带任职七年，这七年中，他都是在外地过的年。
人在异乡，其中的各种滋味自不必多言。苏轼并不是不想与亲人团聚，而是朝廷不让他回家过年。北宋政府规定，地方的高级官员必须长期在当地任职。这些长官在节假日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是不能回乡探亲。因此，每当过年的时候，都会出现“下属皆走、领导皆留”的怪相。
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想想远在家乡的亲人，长官们往往都是牢骚满腹。而朝廷这样做并非死板行事，实际上是基于当时交通状况的考虑。受交通条件所限，官员们想要回乡探亲，花在路上的时间少则几十天，多则两三个月。小官们还好，大不了找几个人临时顶替。
可倘若长官走的话，整个国家的行政都将陷入一片瘫痪，王安石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当年，变法失败的王安石灰溜溜地回到了南京。还没等他重新振作起来，就有人落井下石，在皇帝面前告他意欲谋反。得到消息之后，他赶忙赶回汴京向皇帝解释。为了缩短行程，他不断地更换马匹，这才在七天之后赶回了汴京。按这个行程推算，南京的长官想要回北京探亲，最快也要耗费七天的时间。
这样一来，到家的话假期就结束了，根本没有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总之，宋朝的官方假期限制极大，无论是七天还是五天，在地方官员们的眼中都是可有可无的。
明朝休假制度较之宋朝有所缩减：元正五天，元宵节十天，冬至三天，月假是三天，就连官员的封印假，也缩减到了四天，从除夕夜至新年正月初三，便得重新开印了。不过到了清朝，公务员的“黄金月”又回来了。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又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贯通，前后也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因此，每至封印之日，官员们都会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